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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华:近距离感受“台岛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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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来台湾是我的第三次,前两次都只有半个月时间,这次在台北的一所大学客座,要待一学期,又恰逢台湾“大选”前后,所见所闻颇为丰富,各种信息扑面而来,使我对台湾和这边人的各种感受要比过去体会得更深刻一些。

  
说起“台岛心态”不能不先说“中原心态”。“中原心态”这个词,最初是由台湾“中研院”社科所钱永祥先生所提出,上海大学朱学勤教授最近也有专文论及这个话题。的确,“中原心态”在很多大陆人那里是存在的,个别大陆学者来台湾访问时,自觉不自觉之间流露出一股傲气,很刺伤台湾的朋友。这次来台后,我经常提醒自己,即使像我等自认为超越了“中原心态”的人,可能还是需要警惕意识深处是否还存有一小块“中原心态”的角落。

  
“中原心态”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缺乏对台湾民众“弱势悲情”心理的体察。毋庸讳言,这种“悲情”心理是普遍存在于台湾民众的意识深处的。百年来中国深受外敌的侵略压迫,国势衰落,在日本殖民主义长期统治之下,台湾人民犹如“无花果”,一直备受挫伤和压抑。对台湾民众的这种“弱势悲情”心理,我一向以同理心来理解,早在80年代,学
校图书馆港台阅览室收藏的台湾作家的书几乎都读过,也买了一大堆台湾作家的小说、散文。我读过吴浊流、钟理和、杨逵等一大批台湾乡土老作家的小说,从中深深感受并体会到那个时代台湾同胞心灵的漂泊和无奈。台湾光复后,又发生了“二二八事件”的悲剧,国民党打不过中共,但它在台五十五年,却是“巨无霸”,特别在50年代“白色恐怖”时期,“红帽子”满天飞,不仅杀害了几千个被称为“匪谍”的人,还打压、伤害了许多无辜的台湾百姓,使得台湾民众中的“悲情”感更加深重。

  
当我对台湾民众抱有一份深深的理解和同情时,我也注意到这十多年来,台湾的“悲情”已被某些政治人物有意放大,肆意炒作。这些政治人物一方面美化日本在台的殖民统治,另一方面煽动族群的对立,一步步引导台湾往危险的“台独”方向滑落。现在国民党被民进党说得丑陋不堪,但我还是看到来台后国民党的另一面:国民党在70年代后,由蒋经国主导,逐步开始革新过程,它在台湾还是做了许多好事:一是它的重师重教,连农村小学老师在社会上也受到普遍的尊重,时至今日,这种社会气氛也未改变,这给我很深的印象。二是它的“三七五减租”和“均富”政策,让底层民众过上了小康的生活。贫寒子弟只要努力,不涉政治,照样有出头之日。前几天,我和现在所在大学的原文学院院长聊天,他是台湾最南部道地的农民出身,考上台大再留学美国。类似这种情况并非个别。就是这位先生告诉我,在台湾南部的乡下,还保留浓厚的“古中国”尊师的气氛。国民党搞的只是局部“革命”,拿到权力即可,社会、个人和传统的空间并没有被消灭,客观上为社会保留了一份活力,也使后来的社会转型较为平顺,不至于那么动荡。前天系里组织春游,出台北去了乌来温泉,小镇上的国民党乡党部,相当于我们那边的乡党委,却叫“民众服务社”,他们甚至没听过“乡党部”,而“民众服务社”已有二三十年了。我可能是因为做近现代史和民国史研究,故而对国民党来台后的这番作为,有一种特别的感觉。

  
我来后一个多月,因是长住,都是自己打点生活,每天要上街吃饭,买报纸,还要隔三差五去超市,不像短期来访,都是被接待,不易了解到台湾的真实民情。我看到的是,对大陆来的客人,台北的一般民众,绝大多数是善意的,也是有礼貌的,但无可讳言,确实有一些底层民众歧视大陆人。在这里,我们习以为常的“阶级分析法”已失灵:“台独”的同情者和最大的支持者不是台湾的中产阶级,而是占人口多数、处于社会低端的广大普罗群众!我经常去一家早点店喝豆浆,这家早点店是一家四姐妹开的,三个都很有礼貌,但其中一个听我口音不是台湾的“国语”腔,脱口就问:你是不是偷渡来的?去年11月我去“中研院”访问,住在学术活动中心,一个女清扫工看我是大陆来的,一直是冷脸相对。台北的公交巴士从不报站,只有少数线路的公车上有显出站点的视频,给外地来客造成极大的不便,有几次我问司机站点,他听你不是说闽南话或台式“国语”,就爱理不理,所以我每次坐公车都问同车的乘客,特别留神,生怕下错了站。我的一位朋友告诉我,他母亲的老熟人已七八十岁的年龄了,因讲大陆方言,在菜市场受到小贩的欺辱。前天我参加系里组织的春游时,一位教授太太和我聊天时说,他的先生日前在他住的新店家附近的小吃店吃饭,也是因为讲“国语”而被羞辱。他说的还是台式“国语”,而且还是在文明程度最高的大台北地区。在台湾南部,因说“国语”被羞辱更是常事,前不久电视上报道,南部一小吃店老板娘把一碗热汤圆泼到说“国语”的客人脸上。我原想利用假期,环游全岛,但有朋友提醒我,不要一人去南部,一定要有人陪同。

  
90年代中后期以来,台湾有不少学生来大陆求学,但是当局就是坚持不承认大陆的学历资格。上个月,当局出台一项政策,规定迎娶大陆新娘要具备600万的家产,在引发社会强烈的反弹后,才不得不修改。

  
在提出“中原心态”的同时,我觉得也应看到在台湾确实存在一种可称之为 “台岛心态”的现象,其主要表现:一是 “自我中心感”,二是封闭性和排他性。它不仅盛行在下层民众中,更反映在社会的“高端”,这种社会心态包含有多方面的来源,它既是政治人物操弄“族群”对立的产物,也有它自己特殊的生长轨迹,使这种精神气氛几乎随时可以感受,甚至可触摸到。

  

 几次来台湾,我都发现了一个现象,就是台湾有着自己特有的“议题”, 所谓“特有的议题”就是社会所关心的话题是从台湾的环境及面临的社会问题中产生,这其实非常正常,因为任何社会都是这样,两岸的制度和社会发展水平不一样,总不能叫台湾老百姓去关心我们的“下岗再就业的问题”。两岸分隔五十多年,造成两岸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方面诸多的差异,但是两岸毕竟同文同种。然而我看到的是,台湾社会所关心的议题除了个别部分和大陆有交叉,绝大多数和大陆没任何关系,甚至和外部世界也没任何关系,社会所关心的问题都是局限于一个很小的范围,对于不少人来说,台湾之外的世界几乎是不存在的,说得严重一点,给人一种很自恋的感觉。在3月6日绿营的造势大会上,吕秀莲竟说:“台湾要以柔性国力征服世界!”我相信这种极为夸张的“自我中心感”是和近年来陈水扁一再鼓吹的“台湾第一”和“台湾优先”有极大的关系,甚至就是以“台湾主体性”为核心价值的“台湾意识”的外化表现形式。在台湾政界人物齐喊要融入“全球化”进程,在官、商、学界都有大批留美博士的台湾,这种现象确实令人匪夷所思。

  
 我的住处的电视有一百个频道,可是我极少能看到有关国际新闻的报道,除非发生重大事件,例如西班牙马德里车站爆炸案,才有从外电编译的电视新闻。我为此问过一位台北文化大学的教授,他说是因为台湾百姓不关心外面的事,电视台从市场需要出发只能如此。一般情况下,电视上有关大陆的新闻每天会有一两条,几个电视新闻台滚动播放,也有正面客观报道的,但多数是从CCTV剪辑下来的大陆各地“黑心方便面”、“硫磺泡牛肚”的消息,间或有几条大陆社会新闻,诸如“鞍山美发厅跪式服务”、“痴心郎跪爬十里求爱”。我不清楚这样安排有没有什么“导向”,更大的可能性还是市场的因素,还是那个原因:台湾百姓对大陆没兴趣。

  
 学界对大陆的兴趣也大不同于以前。近年来,不少过去研究中国史的学者纷纷转行研究起台湾史,台湾史本来就应该研究,这无可厚非,但我发现这里兴起的台湾史研究,有相当一部分是和“建构台湾的国族认同”相联系的。绿色人物已在批判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大历史学家连横的名著《台湾通史》,说该书反映的是“失去台湾主体性”的“大中国史观”。过去我们来访的人一般很难接触到绿营人士及其社会基础,现在可以说根本无需专门寻找,“绿色”人物到处都有,学界更甚,一些人更发展到非理性的程度。著名社会学家萧新煌已成为“总统府”的“国策顾问”。台大法学院退休教授李鸿禧是陈水扁在台大读书时的老师,原是和胡佛等齐名的七八十年代台湾自由派代表人物,现在以陈水扁的“国师”自居,他在“民视电视台”主持“天佑台湾”专栏,在3月30日的节目中,竟信口开河说,“中国在清朝以前没有”。昔日的乡土派作家汪笨湖,早已成为绿营极为活跃的政治鼓动家,他除了时常主持在南部的露天群众大会,还在“年代”电视台主持“台湾心声”专题访谈节目,他每天晚上都面对“乡亲们”喊话,和被他邀请来的学者、教授一起,情绪激动地用闽南话在批判所谓“大中国主义”。现在“中研院”个别研究所已逐渐调整学术交流的方向,以减少和大陆学界的来往。申请和中国历史文化有关的研究,很少能得到政府的资助。

  
 说起“中研院”,就不能不提到院长李远哲先生。来台以后,我一直关心有关李远哲的新闻或报道,也时常听到不同朋友对他的议论。在“大选”前几天,李远哲和陈水扁同开记者会,然后表态支持陈水扁,只是这次李没有提出号召,而是说他个人的态度,和四年前已不一样。当天下午就有五个私立大学校长发表公开信对李进行了批评。王永庆、张荣发等商界巨亨一直到最后都没有明确表态,但两人都公开呼吁开放“三通”。

  
 李远哲当年回台是一件大事,这其中肯定有他对台湾乡土的一份强烈的关怀,每个人都会持有自己的理念和价值向往,但学者一旦卷入政治,事态就不可避免要复杂化。总的说来,李远哲现在的社会声望已大大降低。他这次的表态对拉升陈水扁的选情没有起任何作用,因为支持绿的人早已决定,支持蓝的人不会被李影响。不少学界朋友都说,李远哲的超然地位已没有了,原先他享有的那种类似胡适50年代在台湾的影响力已经基本流失。

  
 李远哲先生引起社会争议的还有一件事,这就是他主持下的台湾“教改”。“教改”和最近几年教科书内容的修改没有直接关系,但有间接的关系。在台湾当局教育部门主持下,新版大中小学的历史教科书中,中国已成为和台湾相对应的“外国”。在当下的台湾,彰显“台湾优先”是以“去中国化”,即疏离大陆的历史和文化为前提的,这种社会氛围已对年轻一代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前不久,我应邀担任某著名教授一个研究生论文口试委员会主席,他特地问我选课学生的情况,我告诉他,选课学生很多,其中还有外系学生,甚至外地大学的学生专程来上课。他说“学生有兴趣那就好”,然后称赞道“早知你上课好”,我初不解,后恍然大悟:我的这位老朋友原是担心台湾学生对有关大陆历史的课程没有兴趣!更有意思的是,一个博士生告诉我,我的课受到同学的普遍欢迎,他们说:“到底是来自大国的学者。”我闻之,哭笑不得,百感交集!

  
 选我课的学生并不代表台湾学生的一般情况,因为他们是学历史专业的。我所在的这所著名大学有一门面对全校大学生的通识课“财经制度与社会生活”,现在已用“国语”和闽南话进行“双语教学”。不久前,“国家”考试中竟有闽南话,其中夹有日语的出题形式。高雄医科大学并在医学系一年级开设“台语文入门”,在三年级开“医学台语”。中部某私立大学把中文系改成“台语系”,在征选应聘教师面谈时,所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是中国人,还是台湾人?该系教授以最流行的闽南话讲“台湾文学史”,大受学生的欢迎,选课同学高达三百多人。学生告诉我,台湾年轻人对大陆的最后一次关心是在十多年前,自那之后,就对大陆彻底丧失了兴趣,那个学生说,“是由厌恶而导致的没兴趣”,我闻之,汗沾襟背!“台岛心态”竟包涵如此复杂的内容!

  
 在两蒋时代,台湾社会的大氛围还保存一种“中华”气象,80年代台湾人几乎都会唱的一首歌至今仍让许多蓝营群众

  
 热泪盈眶:

  
 青海的草原,一眼看不完,

  
 喜玛拉雅山,峰峰相连到天边,

  
 古圣和先贤,在这里建家园,

  
 风吹雨打中,耸立五千年,

  
 ……

  
 经得起考验,只要黄河长江水不断,

  
 ……

  
 千秋万世,直到永远,

  
 千秋万世,直到永远。

  
 但是到了现在,“正确”的观点是“乞丐赶走了庙公”(李登辉语),而谈“中华”更是“政治不正确”。“主流民意”对大陆毫无兴趣,其口号就是那个“台湾第一”,“台湾优先”,你要是“立足台湾,放眼大陆”,那就是“唱衰台湾”。和大陆民众普遍关心台湾的情况形成鲜明的两极对照,“主流民意”对大陆抱着“惹不起,躲得起”,还要加一条,最好对大陆什么也不知道,紧闭双眼,紧紧抱住美国,要建设一个“小而美的台湾”。如予不信,请听眼下台湾最流行的歌曲 《相信台湾》:

  
 山是海的岸,海为山唱歌,

  
 这家拢是台湾仔,互相疼痛惜命命,

  
 咱的代治家已管,勿免别人来操烦,

  
 相信咱台湾,相信咱台湾,改革无底限。

  
 海涌若夯头,海水缀咧走,

  
 春风叫醒咱心肝,满地翠青好作伴,

  
 意志坚定亲像山,打开未来向前看,

  
 台湾咱的名,台湾咱的名,为伊来打拼。

  
 这是一首类似民谣的歌曲,它乡情浓郁、朴实诚挚,可它就是今年绿营 “总统大选”竞选主题曲!在当下的台湾,在社会意识的领域,“台湾主体意识”更多就是以这种草根性的形式出现的,它裹挟着台湾人民爱乡土的朴素情感,却少了从历史深处而来的磅礴的大气、恢宏的气度和开放的心态,而透着强烈的封闭和排他色彩。台商有近百万人在大陆,大陆就紧靠着台湾,但我在这里却经常有这样的感觉:大陆好像是在遥远的非洲!

  
 2004年4月7日晚于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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