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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贲:纳粹德国的党国主义教育(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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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纳粹文学保护审查委员会主席)与教育部长鲁斯特密切合作审查教材的事项。当局大批销毁魏玛时期的教科书,造成教材短缺,开始只是对原有教材作一些修改,再印上纳粹的万字符和口号,随后便改行使用由鲁斯特亲自督导完全重新编写的教材,挑选教材编写人员必须经由教育部和教师国社党联合会批准,以确保完全符合党化教育的思想可靠要求。

  
在整顿教科书的同时,纳粹立还着手控制出版和出版物,书籍首当其冲成为清查对象,清查采取的是公开演示的手段,以取得最大的宣传和震慑效果。纳粹组织群众性的“烧书”活动,焚烧犹太作家和其他有碍“政治正确”的书籍,主要由希特勒青年团的成员发动和组织,由教授和图书馆工作人员参加并协助,拟出要清除和销毁的书单。1933年5月10日,冲锋队(SA)和学生团体,手执书单在全德国范围内冲进图书馆和书店,手执火炬,排列成长队,唱着党歌,高呼口号,把清除出来的书籍掷入火堆之中。仅在柏林一处广场焚烧的就有2万多册,包括犹太作家托马斯·曼(Thomas Mann), 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爱因斯坦和弗洛伊德的著作,也包括非犹太作家的著作,其中有美国作家杰克·伦敦、海明威、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英国作家威尔斯(H. G. Wells),他们被称为“堕落作家”;盲人女作家凯勒
(Helen Keller 1880-1968)的作品也在被禁之列。

  
纳粹不仅加紧控制书籍和教科书,还直接控制学校里的课程和教学内容。体育被提升为学校里的一门主课,成为名副其实的“政治体育”。体育在党化教育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它能帮助学生强身健体,也能使他们四肢发达、头脑简单。集体的体育训练强调的是一致性、整体性、严格的纪律、程序化动作和无条件服从。1936年到1938年德国学校每周的体育课时从2到3节增加到5节。体育作为一门课程,它的范围扩大了,学业重要性也提高了,体育课内容包括越野赛跑、足球和拳击(拳击是中学高年级的必修课)。体育成为中学入学和毕业时都必须通过的考试科目。体育成绩屡次不及格的学生会被开除或失去升学的机会。体育教员的地位也发生了转变,从以前的副课教员变成主课教员,学生的成绩报告单上由他们写上品格发展的鉴定。而且,上面有精神,要求各学校由体育教师担任副校长之职。[xxi]

  
在纳粹党化教育中地位很重要的科目还有德语、历史和生物。语文教育是所有党化教育中最能起到前宣传作用的,它通过语言对思维方式、说理逻辑和方式、说话和表达习惯的影响,对儿童进行深层意识的潜移默化。[xxii] 纳粹从它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出发,一方面把日耳曼语文(神话、传说叙事、日耳曼化的词汇)作为教学的主要内容,另一方面则直接用官方语言来影响学生的思维方式和语言表达。学生用党报的语言来写作文或公开发言,背诵元首语录和教导,以此作为思想和语言的经典。学生的作文要求体现党的路线与精神,拔高思想认识,作文题也往往配合纳粹的政治宣传,例如,毕业考的作文题为“论帝国劳动服务的教育价值”。[xxiii] 学生回答问题时也必须突出“思想认识”,突出时时刻刻对元首充满了无限的崇敬,对第三帝国的未来抱有坚定的信念。在此,沃尔夫冈·诺伊贝尔回忆起自己在柏林的一所公立学校读九年级时上过的一堂政治课:“老师想听的答案我已经烂熟于胸,这不得不归功于我的舅舅。他有过类似的亲身经历。有人问他:‘元首是什么时候出生的?’‘第三帝国之后的国家会叫什么名字?’他信以为真地答道:‘叫第四帝国。’考官不客气地回应他:‘您听好了,第三帝国是永存不灭的!!那么你说说看,元首住在哪里呢?’—‘住在总理府。’—‘不对。’—‘那就是住在贝希特斯加登。’—‘不,也不对。元首住在每一个德国人的心里。’你看,正因为我知道这些答案,所以政治课从来没有难倒过我。”由此可见,即使是中小学的孩子们也被灌输了共同体的意识,而他们的共同体意识仅仅包含惟一一项内容:即对一个无所不能的圣人的期待:“闭上眼,低下头,想着他——阿道夫·希特勒。”[xxiv]

  
纳粹时期的德语课文中有许多以不同年级学生为对象的阅读材料,都是富有“思想性”的新读物。最低年级的学生不只是读童话、动物故事这一类幼儿读物,还读那些具有明显纳粹宣传内容的读物。纳粹党化教育是从儿童识字教育就开始了的。乌腾堡(Württemberg)公立学校的插图开蒙课本就是一个例子,课文总是先是配上一种图画,然后有相应的文字。例如,这样一种图画:一辆敞篷汽车里,站着一位男孩,正在向站在家门口的一位中年妇女行礼,课文是:“这是我们邻居和他的汽车。艾伯特站在车上,他姑姑手里拿着他的外套。姑姑,我不需要外套,天气很暖和。发动机响了。希特勒万岁!汽车开远了。再见!”这篇简单的记叙文,它要突出的便是临别时的那句“德意志问候”:希特勒万岁。乌腾堡课本里有这样一首题为《少年》的诗歌:“我们在大街上游行/迈开坚强、稳定的步伐/我们头上飘扬着旗帜/在空中哗哗作响。”配图是一队少年在游行,领头的扛着纳粹的万字旗。还有一篇题为《阿道夫·希特勒过生日》的短文,配图是希特勒在会见三个儿童,课文是:“他出生在4月20日,阿道夫·希特勒过生日,但他不在柏林。他坐飞机到远方去。你看到他身后的森林和高山吗?那里有一个房子,他在那里庆祝生日,艾尔芙、希尔德和西格弗里德知道那个地方。他们和希特勒一起去那里,为他献上一束鲜花。他很高兴。”[xxv]

  
 

  
五 日常行为配合党化教育

  
纳粹不只是在教材读本中向儿童灌输对元首的绝对忠诚,在日常行为上也是如此。幼儿园和学校成为演练希特勒问候礼的培训中心。南巴登地区的一个幼儿园竟然让孩子将装有早餐的袋子挂到女教师伸出的手臂上,以此来训练孩子们掌握希特勒问候的姿势。在“上课和下课时必须说‘希特勒万岁’”的规定下,一年级的新生在他们的初级阅读课本的最初几页就沉浸在一种深入持久的、通向新问候语的社会化过程中,这些书页上画着聚集在街上,兴高采烈地向希特勒致敬的人群,而这幅场景,同样成为绘画课上最受欢迎的题材”。[xxvi]

  
此外,墙上给小孩子们看的童话壁画也重新被改编了,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当数对童话故事《睡美人》的改编:“没有其他任何一则童话像《睡美人》那样突出了种族含义。在读改编过的《睡美人》时,我们仿佛经历了民族沉沦与觉醒的全过程。外来民族用暴力迫使德意志民族陷入昏睡之中,希特勒则成为把德国人从濒死的昏睡中唤醒的民族英雄。在保留童话风格的同时,改编者用直截了当的叙述方式,赋予童话人物‘仙女’与‘王子’鲜明的种族含义。在远离现实的童话世界里,‘元首’以高大的王子形象,充满着孩童般的想象力和古老的民族想象力,化身为故事里的核心人物,成为英雄的拯救者”。在中小学里,希特勒问候渗入了教育领域的交际往来中,规定了人际交往的形式。国家社会主义的统治形式被后人喻为“双重国家”,即在常规的国家行政之外还存在所谓的“措施行政”。其结果是决策者绕过了法律规定的国家决策途径,直接听命于元首的意志。在纳粹统治的最初几年里,关于问候的规定可谓多如牛毛。其中既不乏各级机关自行创制的规则,同时也包括对上级文件的传达。例如,在符腾堡文化部1933年7月24日对内政部长弗里克的命令所做的补充规定中有这样一段话:“根据内政部的规定,我命令所有的中小学生在上学和放学时、在每节课开始和结束更换教师时都必须起立,抬起右臂,向元首致敬。同样地,学生必须对上课期间进入教室的成年人行希特勒问候礼。教师必须以希特勒问候回礼”。[xxvii]

  
在学校的建筑物和庭院里遇见教师时,学生同样必须向教师行希特勒问候礼。一位名叫伊莎·费尔梅恩的音乐家回忆她在吕贝克中学经历的一件往事,这件事促使她后来离开了学校,赴柏林投奔维尔纳·芬克,并在他的指导下最终成为讽刺剧《地下墓穴》的歌唱演员和手风琴演奏者。她回忆道,“1933年5月1日劳动节那天,每个学校都要在操场上演练德意志问候礼:学生们展开手掌,抬起胳膊举至眉梢,每八个人站成一排,然后齐步向前走。每个人都要走过搭在大操场上的主席台,主席台上坐着学校的全体老师,四周旗帜飘扬。在走过旗帜的时候我们都要举起手臂。但是在演练之前,有人对我前排的一个女生说,她不可以举起手臂,因为她不是雅利安人。这件事对我内心的触动很大,因为我想如果她说不可以这样做的话,我也不想做了。”[xxviii]

  
为了突出元首和纳粹把德国从屈辱的历史中解放了出来,少儿读物中加入了德国屈辱历史(如一次大战中的失败)的内容和希特勒青年团员的英勇斗争事迹故事。例如,一本为10到12岁儿童编写的读物叫《1918年舰队叛变》,其中有这样的片断:“叛兵喷着臭气,叫喊着,露出贪得无厌的样子,像着了魔一样。这些叛兵厚颜无耻,心虚胆怯,壮着胆子爬上前去,朝着站立在那里不为所动的军官吐了一口吐沫。” 课文描写的是叛兵凶恶、丑陋的样子,这种脸谱式的描写是为了加强学生的“敌我意识”和“爱憎分明”,不只是增加学生词汇,而且也教他们什么样的词汇要用在什么样的人身上。为14岁女学生编写的读物《坦伦堡战斗》中有这样的片断:“俄国士兵企图挡住奥托(一位德国士兵),奥托拔出刺刀,刷的一声刺向俄国兵的颈部,俄国兵瘫倒在地,……奥托得到了他梦寐以求的铁十字章。”课文描写的是德国士兵的英勇作战,也是学生应当效仿和学习的榜样。[xxix]

  
一些纳粹头目亲自参与出版和编写宣传纳粹思想的儿童新读物,他们相信,影响儿童比影响成人要容易都多,效果也更能持久。这些新读物中尤其加进了反犹的内容,幼儿的插图读物《毒蘑菇》(1938)便是纳粹头目尤利乌斯·施特莱歇尔(Julius Streicher)的出版公司出版的反犹宣传杰作。《毒蘑菇》教育儿童如何从各种相貌、行为特征去“识别犹太坏人”,它把犹太人比作看似自然,其实有毒的蘑菇,起到了极广泛的洗脑作用。早在1924年,施特莱歇尔就创办了臭名昭著的《先锋报》,鼓吹仇恨犹太人,并污蔑攻击一些知名的犹太人士。每次被告上法庭,他都以“自由言论”为理由,并声称自己进行的不是“宗教言论”而是“政治言论”,他有意识地利用魏玛时期民主法律制度对政治言论的宽容,来扩大对犹太人仇恨的言论影响,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败诉,也“总能给听者留下些印象”。二战后,施特莱歇尔由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于1946年9月30日被处以绞刑。

  
 

  
六 党化教育的“生物科学”

  
生物学是纳粹党化教育的重点科目,是一门支撑和灌输纳粹先进“世界观”(Weltanschauung)的科学,这个世界观的核心是雅利安种族的优秀,它成为纳粹专制权力的合理性基础,其逻辑是,最优秀的民族理应消灭劣等民族,而纳粹则是最优秀民族的当然代表和领导者。以“雅利安人最优秀”世界观来领导德国的纳粹是唯一正确,并具有卓越领导能力的政治组织,它的领袖应当也必须成为绝对的权威,拥有与此权威相一致的绝对权力。以“先进世界观”来证明自己的卓越洞察能力和理应成为优秀民族或阶级的当然代表,这是所有极权统治者的共同权力逻辑。这个“世界观”是极权统治的意识形态,它的作用是杜撰一个使极权统治获得充分合法性的虚构世界和神话。


希特勒自认为发现了历史的最终秘密,那就是作为历史真谛的种族原则。这是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它将生物法则运用于人类历史,制造了一个生物历史主义的神话。这种生物历史主义把战争视为人类的正常状态,因为历史的全部秘密都在于不同的人群为争夺生存空间而不断斗争,“就连战争也失去了那种能给人带来意外的孤立特性。战争已经成为一个自然的、显而易见的秩序的有机部分,这个秩序便是一个民族基本的、牢固的和永远的发展”。希特勒的历史达尔文主义观点并不是人们普通理解的人类命运决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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