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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贲:纳粹德国的党国主义教育(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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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使用的教材,被安置的课程,甚至他“为人师表”的内容,也都使得他不能不为党化教育服务。例如,慕尼黑中学有一位历史教员,他在历史课上不愿意多讲纳粹最为骄傲的“慕尼黑起义”(Munich Putsch)和纳粹英雄霍斯特·威塞尔(Horst Wessel),但是,他对学生讲述德国在一战后受到不公待遇和魏玛共和的软弱,他所表达的那种“强国兴邦”的愿望正是纳粹宣传的基调,因此,这位教师仍然是一位对纳粹有用的教师。[xiii]

  
为了确保教师在思想认识上与党国教义保持高度一致,纳粹非常重视对教师的思想教育。到1938年,全德国的教师已经有三分之二都在学习营地接受过为期一个月的学习。这种学习班式的集训,它的环境本身就具有极权党化教育的特点和功效。它把许许多多互不认识的人集中起来,组织成一个个的小组,接受组织纪律的严格管束。教师们被安置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每天有严格的作息时间,接受密集的思想灌输。这种环境使他们迅速地丧失个人意识,变得非常驯服,非常合群,时刻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并以此作为自己的言行准绳。这种营地训练还有一种强迫教师“年青化”的效果,使他们精神焕发,处于亢奋状态,回到学校后,变得更容易与青年学生融合并用正确思想影响他们。教师们不只接受思想教育,而且还要接受体能训练,所有50岁以下的教师都必须进修“体育课”,以确保精力充沛、斗志昂扬。[xiv]

  
和所有其他国家一样,在纳粹德国,教师首先是生活在一个特定政体下的国民,教书只是他们所从事的职业。教师与其他国人一样,他们的行为有可以辨认的共同国民特征。民主国家的教师与极权国家的教师,他们的不同不只表现在他们在学校事务和课堂里的所作所为,更表现在他们是什么样的国民。在民主国家里,私立学校可以自行选择教材,教材的编写也无须经过权力集中的管理机构的审查。公立学校在决定使用何种教材时,也有民主的讨论程序。即使在教材决定后,家长们仍可以提出他们自己的异议或要求,因为家长对子女教育的监护权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在极权国家里,教材的编写和审定都是受党国权力控制的,即使教材允许“选择”,也是在寥寥数种政治同样正确的教材之间进行选择,绝对不可能发生“出格”的事情。教师对教材发表意见,也绝对不敢出格。例如,一旦选用了《没有生存空间的人民》这种政治高度正确的教材,就算有的老师不同意,也不敢站出来公开表示。不仅如此,为了掩饰自己和表现政治觉悟,这些教师甚至还会比别人更热烈地拥护和要求使用这样的教材。这就是极权意识形态的统治力的效能所在,它让每个国民都知道什么是政治正确,如何随时随地与它保持一致。

  
这种无处不在的政治正确,就是科拉考斯基(L. Kolakowski)所说的由“完全的权力”(total power)所维持的“完全的意识形态”(total ideology):“完全的权力和完全的意识形态是相互紧绑住一起的。意识形态具有一种最强程度的‘完全’,任何宗教信仰都达不到这个程度。……它的目标不只是要宰制和管制每个人的私人生活,而且根本就是替代私人生活,把人变成意识形态口号的复制品。换言之,它根本就消灭了生命的个体形式”。[xv]生活在这样一种彻底被控制状态中的个人,无论是作为国民,还是教师,他们的行为都不能看作是普通意义上的那种由个体意志和选择决定或影响的个人行为。就他们而言,普通意义上的“谎言”、“假装”、“假面”也不足以解释他们政治正确行为的性质,因为普通意义上的“谎言”、“假装”、“假面”也是需要由个体意志指导的,是一种知道自己在作假的作假。但是,在极权统治下,人连这种主体意志也不能充分形成。正如科拉考斯基所说,在完美的极权中,谎言不是谎言,“如此完全的意识形态使得完美极权社会中的‘谎言’有了一种特殊的功能和特殊的意义,这种功能是如此特别,如此具有创造性,以至于连‘谎言’这个字也词不达意了”。[xvi]

  
 

  
三 生活在谎言中的教师们

  
生活在这样一种真诚的谎言状态中的老师们,他们会条件反射地与党保持一致,在一些问题上甚至显得比党还要党化,比他们的领导还要正确,还要先进,因为他们的政治正确是完全没有自觉尺度的,也不敢有任何的灵活性。一位德国人这样回忆他儿童时代的一位“思想先进”的A老师:“A老师教的是5年级班,他班上有10个学生是天主教少年俱乐部的成员。他们在俱乐部里已经有好几年了,学校成立希特勒青年团的时候,他们还是不愿意离开俱乐部,为此吃了A老师许多苦头。……尽管帝国青年的最高领袖再三重申,不得强迫学生加入希特勒青年团,但A老师对俱乐部的孩子们施加了难以忍受的压力。例如,上星期三,他为他们布置了一篇作文,要他们写的题目是《我为什么没有参加希特勒青年团》,而班上其他同学都没有回家作业。在布置作文的时候,A老师对那几个学生说:‘如果你们不写作文,我就要把你们痛打一顿,叫你们坐都不能坐’”。

  
这位学生回忆道,还有一次,“一位希特勒青年团员参加了天主教青年俱乐部,A老师听说了,就威胁他说,要是他在希特勒青年团游行时缺席,必定有一次罚一次,甚至还扬言要体罚他。这之后,他就自动回到我们希特勒青年团来了。A老师还说,对天主教俱乐部成员要写‘很坏’的评语,让他们升不了学,等等。有人问A老师,怎么总是惩罚天主教俱乐部的学生,他说:‘那些穿褐色荣誉制服的学生是打不得的’”。 [xvii] A老师逼迫他的学生参加希特勒青年团,是出于真的进步,还是要表现进步,外人无从知晓,连他自己也可能说不清楚。重要的是,A老师在学校里有效地发挥了党化教育者的作用。他对“政治落后”的学生颐指气使,对政治上过硬的学生迁就讨好,他知道谁可以得罪,谁不能得罪,根据的完全是纳粹的那一套政治正确的标准。A老师的师德很差,但是,他的所作所为并不完全能用“师德”来解释。他知道自己在学校里该怎么做,这是他谋生的需要。讨好权力是极权统治下一般国民由生存本能驱使的行为习惯和生存之道。

  
政治落后的学生不能升学,政治过硬但学业不佳的却照样可以升学,这些都不是A老师自己发明的,也不是他自行其是,整个国家和社会就是用这种标准决定谁是人才,谁应该优先得到个人发展的机会。党国权力控制了社会所有的机会分配,甚至连儿童体育活动都不例外。帝国青年最高领袖施拉克(Baldur Benedikt von Schirach)与帝国体育领袖于1936年7月达成协议,所有14岁以下青少年的体育机会全部由希特勒青年团掌管和分配,后来扩大到18岁以下所有的青少年。[xviii] 更不要说是想要进入精英的“国家政治教育学院”和“希特勒学校”了,所有的学生都必须具有光荣的希特勒青年团员身份,这和拥有雅利安血统是同样重要的。

  
教师在学校里的行为只是国民行为的特殊折射。在极权国家里,国民必须有相同的正确表现,教师在学校里的行为被完全模式化了。教师们都忠于党,按党的要求去做,他们在学校的行为并不仅仅是“好教师”行为,同时也是“好国民”行为。当一个“好国民”,就是像所有其他国民一样对领袖、党和党国表现绝对的忠诚。“好国民”即便生活在因恐惧而造成的沉默和顺从中,忍受着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监视和不信任,他们也不觉得这种生活有什么不好,他们甚至还会有一种幸福感。

  
这种麻木当然不是没有清醒的时刻,但是,就算清醒,也必须把真实感觉自觉地压抑到心底,不受它的搅扰,也不让别人看出来。谁要是做不到这个,谁就一定得为此付出代价。卡罗·施密特(Carlo Schmid, 1896-1979)是德国著名学者和政治家,二战后曾经担任社会民主党党团主席,参加起草德国的基本法。1933年,他在图宾根大学担任编外讲师时,多次在大街上被人发现用脱帽礼来回应希特勒问候,因此被给予“禁升职称评语”。在纳粹德国,一个人只有对希特勒问候礼不够热情,便足以让别人对他是否与党国和全体国人保持一致产生怀疑。有一位当时还是学生的德国人回忆道,“我们熟知每一个老师对纳粹党的态度。这跟他们佩不佩戴纳粹徽章并没有多大关系,相反,只要看他们是否按照规定行希特勒问候礼,你就能清楚地知道端倪。比如施托兹老师,尽管他抬起手臂,作出一个可以善意理解为向希特勒敬礼的动作,但是沉默片刻之后,他说出口的却是‘早晨好’。” 施托兹老师内心的自卑和煎熬,反映在了他姿势和语言的扭曲上。还有的老师,虽然高高地举起手臂,但却羞愧地垂下目光,或者手指间夹着一支粉笔行礼,然后顺势就开始在黑板上写字。要不然就是走进课堂时,故意在胳膊下夹着一摞书,像是抬胳膊不方便的样子。这些林林总总的“妥协行为”中,都反映出社会制度的强制性与构成自尊的道德准则之间被撕裂的痛苦状态。老师这么做,看在学生眼里有一种特别的教育效果,这么做很滑稽,甚至愚蠢,我们不能像他那样,我们应该诚心实意地举起我们的手臂,高呼“希特勒万岁”。[xix]

  
像卡罗·施密特和施托兹老师这样的人,他们之所以被纳粹国家中大多数人视为异类或与大家不充分一致,是因为这个国家存在一种只有极权才能营造的“同一”与“和谐”景象。这种表面的同一与和谐隐藏着社会必须为之付出的沉重道德代价:谁都不能相信谁,谁都不敢相信谁,信任机制的瓦解导致社会中弥漫着冷漠、虚伪和犬儒主义。党国制造的和谐一致是一种依靠精心包装的、程序化的符号化演示(如敬礼、升旗、游行、检阅、佩戴像章、读某种书、唱某种歌),它极大地强化了每个群体成员在心理上感受到的共性压力。在极不自由的状态下,每个人都参加的公开表现是每个人必须作出的正确行为和忠诚表演,它使得即使那些在内心最不愿意合作的人,也必须做出合作的样子来。一旦从心理、人格和自尊上摧毁了一切可能的抵抗,社会中就再也不可能出现真正的勇者——那些能够在自己心里抬得起头来的反抗者。

  
在党国的政治正确和它高度强制的一致性所完全覆盖的生活环境中,学校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党国教师和党国国民的身份必须是一致的,行为也必须遵从同样性质的规范。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人们开始习惯性地模仿别人的行为,即使在毫无必要的场合(如家人和朋友之间)也会习惯性地谨言慎行,在人与人之间形成一种习惯性的相互欺骗,连品行善良的人也不能例外。人们无法从道德上去评判这种状态,因为要抵抗这种生活方式的道德是一种几乎“超人”的要求。这要求一个人为了某种操守原则,而必须鼓起勇气同周围所有的人隔绝,这是任何一个有自我保全本能,要竭力活下去的人都非常难以做到的。

  
 

  
四 党国教育的课程和教材

  
在纳粹统治时期,德国基本上延续了传统的三级教育结构,即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在初等教育方面,儿童6-7岁进小学,称“人民学校”(Volksschule),所有的儿童都在“人民学校”学习四年,男女生分班,只有在规模很小的乡村小学里才有混合班。贫苦的以及对教育不感兴趣的家庭的孩子在小学学习8年后,便可以学徒或学手艺,从事体力劳动。其他想在学业上有所发展的学生,4年人民学校毕业后,可以参加考试争取升学。通过考试的女生进入中学(6年学制),男生进入称作为Gymnasium的中学(相当于英国的grammar school),学制是8年。1939年后的战时,学生可提前一年毕业参军,并获得Notabitur的学位(不如Abitur那么正规)。战后的德国大学不再承认这种学位。


1933年,纳粹取得政权后,开始大规模回收魏玛时代的教材,化作纸浆,代之以小册子。学校教材朝令夕改,当时有人说,如果把教育部长鲁斯特(Bernhard Rust)的姓氏确定为一个时间单位,那么,“一个鲁斯特,指的是一项政策从发布到取消的最短时间”。[xx] 纳粹不遗余力地在教材中贯彻和宣传它的党国意识形态。书报审查负责人鲍赫勒(PhilippBouh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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