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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古人的庭院散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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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古人的庭院散步


作者:冯尔康  


 小叙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部读史札记,它以古人社会生活为范围,内容包括古人的婚姻,家庭生活,人口的再生产、死亡、丧葬、迁徙和社会救济,社会结构中人们的群体生活,古人衣饰的规制与风尚,古人的文化娱乐。    

  在我的写作过程中,注意到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弄清某些史实。笔者共写了近50个小题,立题多是具体的历史人物、事件、制度、风俗,即从具体的史实出发,叙一人,道一事,把过节儿闹清,而不在于一般的抽象概括,更不作脱离史实的空论。为澄清事实,笔者以可靠的历史文献资料为依据,间亦利用有待考证的材料,必云“据说”如何如何以区别之。要之,笔者以为先把资料搜集了,史实搞清楚了,才有进行综合分析的可靠基础,我们应当做好第一步的工作。    

  第二,关注社会生活在不同历史时代的变化。人们的社会生活有继承性,也有变异性,变化中有量变和质变。    

  目前笔者的研究还没有达到考察质变的阶段,只是了解到某些社会生活在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变化情况。笔者的目标是企望认识社会生活变化的规律和发展的方向,这是后话了,希望日后有机会做这件事情。    

  第三,留意社会生活与其他历史内容(如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联系,希望认清它们之间的关系、相互作用以及对历史发展的影响。笔者在这方面只对个别问题有了粗浅的认识,如人们的衣着与等级制度关系、生育同人口政策及社会矛盾的关系、女子与家庭结构的演变、婚姻与政治的关系、文娱与政治的关系等。    

  第四,发表简单的议论。摆了事实,感想随之而来。    

  也就是说历史资料所反映的古人社会生活情景刺激着现代的研究者,于是产生一些想法。其实社会史所研究的历史上人们群体生活和生活方式,与今人的关系至为密切,不可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即使是好奇心,恐怕也是一种兴趣。因此明了某些社会史事实之后,感受是人人会有的。    

  笔者略抒一二,既是表明对那些史实的认识,也是觉得那些启示有和读者交流的必要。    

  第五,笔者所发表的感想,集中起来,无非在三个方面:    

  一是批判专制主义和封建家长制,申张女权,说明历史上争取人道主义的合理性。我们不仅同情家庭、家族中的晚辈、妇女、贱民以及平民的生活上的不幸,对于封建帝王、贵胄生活上的某些不如意也给予描述。其实后一种人是封建制度的实行者,何以不分青红皂白地给予“开脱”之笔?因为我们认为专制制度是最根本的东西,它也会毁坏它的主要维护者。最重要的是制度,而不是个别的人,我们揭示帝王胄子的某些不幸生活,正是为深刻说明封建专制制度的不合理,非彻底清除不可。  

  二是批评迷信,宣传科学,抨击生活领域里种种劣风陋习,表彰历史上与不文明生活方式作斗争的人和事。    

  三是从古人社会生活中分析我们的民族文化,赞扬进步的有益的成分,厌弃落后的因素。    

  总之,笔者以拳拳之心盼望我们民族摆脱过时的、落后的古老传统的束缚,创造新文明,人民生活幸福美满,以高度文明的生活方式、生活面貌立足于世界各民族之林。    

  本书各篇的安排,依其内容的分类而定。如本文开始所说,分为婚姻、家庭、人口和社会救济、社会结构、丧葬、衣饰、文化娱乐等,并按此次第排列下来。各类篇章多寡不一,在篇目较多的类别中,又分出小类,如家庭类包括家庭结构、宗族大家庭生活、一般家庭生活等项内容。因此在每一类别中,既考虑到小项内容,又照顾到事情发生的时代先后,作了顺序的编排。    

  本书各篇分量不一,少的一二千字,多的五六千字。    

  这是依据每篇内容丰绌来定的。笔者既系写札记,为读者阅览方便,力求写得简单明了,二三千字,三四千字,表达清楚就好,不愿拉长篇幅,耗费读者的宝贵时间。在各篇中有的叙述的事情相近,本可写为一篇,而却故意拆成两篇写,就是出于缩小篇幅的考虑。    

  这个小书,对于某些社会生活内容没有涉猎,或者写得极其简单,各个历史时代的照应也不够,如先秦、辽、金、元、清等时期的内容甚少,这是由于笔者搜集资料尚不充分,有许多该写的事情写不出来,也还由于笔者另写了一部相关的书,为避免重复,不写在本书了。               

第一部 婚姻家庭 第一节 古代女子的择偶

  《诗经·卫风》有一首题为《氓》的诗,前半部写一对青年男女从相爱到结亲。大意是说一个敦厚的男青年到女家来买丝,目的不是买物,而是要娶卖丝的女子为妻。女子也有了情,就送男子回家,送出很远,男子要求很快成亲,女子说不是故意拖延时日,你还没有请人来说媒,还是等到秋天再结婚吧。这样二人约定了再会的时间和地点。届期,女子先到,见男子还没有来,心里又想念对方,又怕对方失约,因此悲伤起来,眼泪流个不停。稍后男子到了,女子高兴得又说又笑,男的向女子说,对我们的婚事,已占卜过了,没有不吉利的地方,我们结婚吧。    

  女子痛痛快快地答应了,搬上自己的财物,乘着男子的车离去,结成了伴侣。这是一个民间的女子,接受一个普通郑国执政子产画像男人的爱情,成就了夫妇。《氓》这首诗是反对女子自由恋爱的,但却反映先秦时期民间自择配偶的一定的普遍性。    

  笔者的这篇文字不再谈民间女子的爱情,而要叙述古代贵族、官僚家庭自选夫婿的女子的婚姻。    

  先看春秋郑国徐吾犯妹妹的择婿。徐吾犯是郑国大夫,妹妹徐吾氏很美丽,下大夫公孙楚送了聘礼,订为未婚妻。上大夫公孙黑羡慕徐吾氏的容貌,也送来礼物,强作婚约。在这两个求婚者面前,作为家长的徐吾犯不知如何是好,遂报告执政子产。子产说这是国家政治不清明,才出现两个大夫争夺妻室的事,不是你家的过错。你也不用犯难,问你妹妹,她爱嫁谁就嫁谁。徐吾犯同两大夫商量了,都同意由徐吾氏决定的办法,于是二人分别来到徐吾家求亲。公孙黑穿着华丽的服装,将作为聘礼的物币置于堂上;公孙楚衣军服,在院中射箭,接着跳跃到车上离去,他没有再送贽礼,因为在先已给过聘金,认为不需要另送了。    

  徐吾氏在屋内认真地观看了两位大夫的行动,选择了自己的情人。她认为公孙黑确实漂亮,但不能做自己的丈夫,而公孙楚表现出男子汉的气概,决定嫁给他。她的哥哥尊重这种意向,徐吾氏遂同公孙楚结为伉俪。这桩婚事到此并未结束,失败的公孙黑不甘心,要杀死公孙楚以夺取徐吾氏,公孙楚一怒之下把公孙黑打伤,于是招来流放之祸(《左传·昭公元年》),徐吾氏后来生活如何,不得而知。她在两大夫之间,不以品貌、爵秩取人,有其爱情的标准。    

  杨宇翔绘公孙楚射箭求婚图西晋贾午与韩寿的结合,有类似于《西厢记》中张生、莺莺相爱的某些情节。贾午是司空贾充的次女,贾充宴请宾客,贾午常常从内室窥视客厅情景。韩寿是贾充的幕僚——司空掾,常来参加宴会。他长得俊美,风度又好,被贾午看中。爱慕的感情不能控制,睡觉中也想到他,然而无从接近,就问身边的婢女,知道不知道他是谁。正好有一人原来是韩寿的奴婢,贾午就通过她与情人通音信,并约韩寿夜间跳墙进入闺阁。二人情好,贾午把西域进贡的奇香从贾充房间偷来送给韩寿。贾午有了情人,高兴异常,以至其父感觉到她“悦畅异于常日”,终于发现他们的往来,并承认既成事实,让二人成了亲(《晋书·贾谧传》)。    

  刺史徐邈的女儿,与贾午是同时代的人,也有一段选婿的经历。徐邈为给女儿择配,大会佐吏,令女儿在内室观看,暗中挑选。来客中有从事王浚,姿貌俊秀,年轻时不注意名节,后乃改变行为,立大志向。他在宴席中的表现,被徐女相中,告知母亲,徐邈就让他们结为夫妇(《晋书·王浚传》)。王浚后来在平定孙氏吴国中立了大功,官拜抚军大将军、散骑常侍。徐氏女真是慧眼识才。    

  以上诸女是在父兄监护下择婿的,而南朝荀阐之的女儿则是完全自主的。荀阐之,广陵人,官给事中,他女儿的婚事,《南史·荀伯玉传》记云:“当嫁,明日应行,今夕逃随人去,家寻求不能得。”看来,荀女早已有了恋人,不满意家长相中的夫婿,在出嫁的前夕,随着意中人逃跑了,而且事情做得秘密,家里人找也找不到,很可能还得到别人的帮助。她决心与家庭决裂,可见爱情深笃,不管什么情况也不动摇。    

  唐末郑畋女儿选婿,其结果别是一种情形。司空、门下侍郎平章事郑畋有女当婚,时有余杭人罗隐,善作诗,尤喜咏史,然而屡次考试不能得第,郑畋赏识他,时与往来。郑畋女儿非常喜欢罗隐的诗,不时诵读,郑畋以为女儿爱慕罗隐,想为他们作配,于是招请罗隐,郑女在帘内观看他。这一看不要紧,由于罗隐长相丑陋,同她从诗中得的印象相反,因而对罗隐深为厌恶,从此不再念他的诗。郑畋知道女儿原来只是爱读罗隐的诗,而并不喜欢这个人,就不再给女儿谋算这门亲事(《旧五代史·罗隐传》)。在自家婚事上,郑女表明了自己的观点,而且得到父亲的充分理解。    

  南宋理宗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封为周、汉国公主,喜爱异常。公主到了及笄之年,议选驸马,宰臣建议选本科进士第一名周震炎。当周状元廷谢时,公主在屏风内看到周,表现出不高兴的情绪,理宗知道了女儿的心意,就不采纳宰臣的意见,周震炎从而失去了做驸马的机会。理宗是宋理宗画像宁宗杨皇后所立,为酬恩,选定杨后侄孙杨镇做驸马,对这桩婚事公主再没有异议。婚后,理宗为有天伦之乐,在大内附近为公主建造宅第,时常到公主府欢聚。但是好景不长,公主活到22岁就病死了(《宋史·公主传》)。    

  上述女子选婚的方式和结果有所不同,但又有相同之处。大体上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荀阐之女儿的完全自主婚姻。荀女反对家长的包办婚,有自己的恋人,一点不征求家长的意见,按照自己的愿望办,在家庭不可能支持的情况下,以出逃实践婚姻自主的追求。婚配是自家的事,配偶要自己来选择,她追求的是恋爱自由。这种要求,在儿女作为父母附属物的时代是很难实现的,特别是女子,要遵行三从四德的伦理,哪能容你自由恋爱!凡是追求这种自由的,其婚姻和婚后生活多半是不理想的。即以荀女而言,出逃本身就是不幸的,离家后必然遇到许多困难,后来不知什么缘故,到寺院当了尼姑。是情人抛弃了她,还是情人死了,史无记载。不过在南北朝时期并不以再嫁为耻,不管哪种情形,她都可以再婚,她没有这样做,万念俱灰地遁入空门,不能不说与出逃有关。她为摆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付出了血泪的代价。自行婚配,还不符合封建的婚姻礼仪的要求。古代议亲,根据礼法要经过六个步骤,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和“亲迎”。首先要有男方请的媒人到女方家问可不可以议亲,同意了,女方报告女子姓名,男方回去占卜,得到吉兆,告知女家,并送聘金,约定日期,新郎迎娶新娘过门。只有经过这些步骤,做到“明媒正娶”,婚姻才是合法的。若是恋爱结亲,就没有纳采、问名、纳吉等步骤,就不用请媒人,即使请了,也是事后补救,算不得数。不请媒人,不按婚仪程序走,就为礼法和舆论所不容。《礼记·曲礼》讲:“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币,不交不亲。”凡是没有保媒的女子的结亲,被叫作“私奔”。《诗经·卫风·氓》里的那个自由结婚的女子也深知这一点,要求对方拖延婚期,以便请媒人——“匪我愆期,子无良媒”。荀氏女出逃,当然没有媒人,不行六礼,被正统派歧视,说荀家“出失行女子”(《南史·荀伯玉传》)。不仅舆论蔑视,女子在夫家的地位也低,《礼记·内则》讲:“聘则为妻,奔则为妾。”把自由结婚的女子当作妾来对待,将良人降为贱人,对于自由成亲的女子的迫害到了多么严重的程度。    

  另一种类型是在家长主持下的局部内容的自主婚姻。    

  像徐吾氏在公孙楚、公孙黑二人中择其一,徐邈女在家长的属员中选择,郑畋女和周、汉国公主对特定的专人发表意见,可供她们挑选的对象有限,而且平素没有交往,谈不上有什么爱情,往往以一眼定终身。这一眼主要是看对方的相貌和作风,她们是千金小姐,要求夫婿的长相和风度也是很自然的,有合理性。她们的择偶还不是恋爱婚姻,但是有值得肯定的地方。这些女子的家长在女儿的婚事上是比较开明的,他们征求婚姻当事人的意见,只是在一定范围内令她们选择,一旦她们表示了态度,家长是尊重她们的,按她们的心意去办。尊重当事人,不搞父母之命神圣不可变动的信条,有一点民主的作风。像徐邈那类的家长是难得的,他们的女儿应该说是幸福的了。这些人的开明举动,与他们为人有关,如郑畋是“器量弘恕”的人,对他人尚能“以德报怨”(《旧唐书·郑畋传》),对子女也不那么刻板,而较宽容。徐吾犯听从子产的意见,才令其妹自择夫婿,子产是当时有名的政治家,出了这个好主意。如此看来,徐吾氏等是碰到了较开明的人,是幸运儿。    

  第三种类型是家长承认女儿选择对象的既成事实,如贾充同意贾午与韩寿的婚事。贾午的行为在当时认为是丑事,贾充发觉后,不愿张扬,乃使他们结合。这种家长面对现实,不去制造恋爱悲剧,也有开明的地方。这种人在封建时代受到一些歧视,那是以封建礼法要求他们,说他们家教不严。那个时代确实如此,但家教严,就是女子信守三从四德,有何好处!所以今天我们倒可别作分析,摒弃传统观念,对贾充辈无需作过苛的评论。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包办青年男女的婚姻,早在三代就出现了,但是从上述青年男女,特别是女子自选配偶,或在父母家长主持下发表一定的意见的事实,我们知道当时青年选择配偶的权力比后来要多一些,也就是说婚姻不自主(即包办婚姻)有个发展过程,在古代是越往后越严重,从而愈加引起强烈的反抗。与此现象相反,青年婚姻自主权的恢复也必然有个过程,而且是相当长的,在古代不可能完结,在中国近代有了很大的发展,但要想完全实现还需当代人的继续努力。现代人需要有支持青年争取婚姻自主的强烈意识,要明辨是非,彻底清除包办婚姻的思想残余。婚姻自主,是青年男女,尤其是女子应有的权利,封建时代他们得不到,去争取的妇女备遭迫害,被歧视为“失行女子”,然而后人从她们身上看到争自由、争人权的精神,争取美满幸福生活的精神,实在是可敬的。对古代流传下来的女子婚姻节烈观不批判,不清除,就是对包办婚姻残余势力的宽容,这怎么能使婚姻自主彻底实现?如果不表彰古代争取婚姻自主权利的女子,听任古代宣扬三从四德典范的传记充斥文献,我们于心何安!荀氏女这类女子的历史,实在应该重写啊!        

 第二节 汉家童养皇后

  童养媳,亦称“待年媳”,古时民间多有这种人。她们大抵是贫穷家庭的幼女嫁到也是寒微的婆家,等到成年,才同丈夫正式成亲。这样女家先减轻人口负担,由男家代为抚养,同时男女双方家庭都可以减少婚礼中的开支,这是穷苦人家采取的一种婚姻形式。待年媳在公婆家劳动,多遭虐待,苦不堪言。俟成婚后,亦多有不幸的事情降临她的身上。童养媳过的是多灾多难的生活,是不幸的人。然而在汉朝皇家却也出现童养媳,她虽则贵为皇后,但生活遭遇的不幸,有与民间相同的地方。    

  汉昭帝画像汉昭帝上官皇后原是待年皇后。上官后祖父是左将军上官桀,父亲上官安,外祖父是大司马大将军霍光。汉武帝死时,以八岁的儿子昭帝继承皇位,令霍光、上官桀、车骑将军金日等辅政。霍光与上官桀是儿女亲家,同金日也是这种关系,他实际执掌着政权。昭帝因年幼无母,由大姊鄂邑盖长公主居住宫中照料。这时上官后才几岁,其父要把她送进宫中做皇后,以提高自己的地位,但是霍光认为她年龄太小,不同意。盖长公主有姘夫丁外人,想把他按照尚公主的制度封为列侯,上官安表示通过岳父、父亲帮盖长公主和丁外人的忙,致使盖长公主同意上官安女儿入宫,先为,一个多月后立为皇后。这是始元四年(公元前83年)的事,昭帝11岁,上官后6岁,都不能成亲,所以上官后是在宫中童养,等待年长才能真正结婚。因她被立为皇后,朝廷大赦天下。她去拜谒高祖庙,赏赐宗亲、贵族及高级官员钱帛。上官安被封为骠骑将军、桑乐侯,初步满足了权势欲。    

  元凤元年(公元前80年)上官桀、上官安父子谋反,欲自立为帝,失败被杀,上官后才9岁,年幼没有参预,未被株连,继续当皇后。大约她外公霍光当政,也保护了她。在上官安谋反时,他的党羽中有人说反叛可能会影响到皇后安全,上官安却说顾不了那么多了,反对汉家是主要的。出事后,上官后还是为祖父、父亲立冢,用个人霍光画像的奴婢去守坟。昭帝17岁行加元礼,才算正式成人,这时上官后12岁,估计她开始管理宫中事务了。霍光希望昭帝与上官后有个儿子,便制造障碍,不使昭帝接近其他宫女,以便只与皇后有夫妻生活。但是,他们没有生育。    

  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21岁的昭帝死去,15岁的上官后成为寡妇。霍光等以上官后的名义迎立汉武帝孙子昌邑王刘贺为皇帝,刘贺尊奉叔母上官后为皇太后。刘贺淫乱无道,霍光等商议废掉他,启奏上官后,上官后到未央宫承明殿,身穿珠玉装饰的短袄,端坐在武帐中,侍御数百人手执武器,召见刘贺,听尚书令代表群臣宣读刘贺的罪状,上官后指责刘贺“为人臣子当悖乱如是耶”,于是将他废黜(《汉书·霍光传》)。在霍光等安排下,上官后同意册立武帝曾孙刘询为皇帝,即汉宣帝,宣帝尊叔祖母上官后为太皇太后。宣帝亲理政务,上官后不会有什么政事可乾,但是宫中出现了使她想不到的事情。    

  霍光妻子东闾显,爱小女儿成君,想把她纳入宫中为皇后。宣帝在入宫前已娶许氏,生有元帝,宣帝即位封许氏为,不久册立为皇后。霍光妻没有达到目的,恰巧许后怀孕生病,遂乘机买通女医毒死皇后,把成君送进宫掖,立为皇后。这霍皇后在娘家是上官后的姨母,到刘家却成了侄孙媳妇,这种辈分颠倒及姻亲关系,请看下面图表。    

  许后在世时,五天进长乐宫一次,朝见上官后,亲自递送食品,表现出晚辈对长辈的尊敬。霍成君为后,遵照许后的成例,按时去侍候做了祖婆婆的姨侄女儿上官后。    

  上官后因双重关系,对霍后也表示出应有的礼节。上官后活到建昭二年(公元前37年),死年52岁,在宫中47年,当寡妇却长达32年。    

  上官后成为待年媳并不是由于娘家的贫寒,恰恰相反,却是有大富贵作基础。她的父亲上官安与昭帝姐姐盖长公主为自身的利益捏合了这门亲事,其性质虽与民间的童养婚迥然不同,但对婚姻当事人来讲,同样是不幸的。    

  上官后15岁成为嫠妇,尽管尊为皇太后、太皇太后,但是生活上有何乐趣呢!作为一个女人,47年的宫中生涯,无异于监狱生活,只是物质生活比囚徒要好罢了。她与昭帝的结合,也是一种包办婚姻,由此可见,即使在社会最高层次的婚姻中,包办婚对于当事人也是一种灾难。    

  作为一种制度,它是对着全部青年男女的,都起作用,而不管其社会地位高低,因此这种婚姻制度是最不合理的。        

 第三节 两汉南北朝的休妻

  我们看历史资料,获知一些人休妻,其绝情无理之状令人愤慨,其被遗弃的妻子的惨痛令人同情。读者看到下述事实,想来一定会有同感。    

  陈平是西汉初年有名的历史人物,少年时家里很穷,和哥哥陈伯共有30亩田,陈伯从事农业生产,供养弟弟读书。陈平长得高大肥胖,邻里的人说陈伯家那样穷,陈平怎么吃得长得那么好。陈伯的妻子对陈平不参加劳动本来就有气,听了邻居的议论,就说,家里不过吃的是粗糙的粮食,哪里有精美的食物!有这么一个不事生产的小叔子,还不如没有哩!陈伯认为他养活弟弟是尽做哥哥的责任,妻子不能和他一个心路,不利于兄弟关系的和好,就把妻子休弃了。陈平读书,不仅不生产,连生活上也是嫂子侍候,嫂子有些怨气是很容易理解的,陈伯应当同妻子商量,争取她的同情,来供弟弟学习。陈伯不与妻子协商,竟然将她抛弃,做得太过分了(《汉书·陈平传》)。    

  西汉王吉,字子阳,琅玡人,官至博士谏大夫。年轻时被举孝廉,出任郎官,按理应当是很会处理家内人际关系的,否则难于被地方政府看中而被荐举。但是否如此呢?且看他对妻子的态度。王吉为了求学来到长安,东家邻居有棵大枣树,枝杈伸到王吉的庭院中,枣子熟了,王吉的妻子从树上摘枣给丈夫吃。王吉开始不知是邻居的东西,后来知道了,认为妻子手脚不干净,就把她休掉了。    

  东邻看到这个家庭的破裂,心里不安,认为这是那棵枣树的罪过,要把它锯掉。邻居们觉得锯掉树太可惜,于是一致请求王吉把妻子迎回来,恢复婚姻,东邻也就不用伐树了。王吉听从了众位邻居的劝告,与妻子重新结合,所以当时歌谣说:“东家有树,王阳妇去;东家枣完,去妇复还。”(《汉书·王吉传》)王吉的妻子是爱护丈夫的,因有感情,才偷摘邻居的枣子给丈夫吃,王吉应当领这份情。当然妻子占小便宜不对,需要教育,这并不是大不了的事,与夫妻关系并不相涉。但是王吉小题大作,认为这样的妻子丢了他的人,非离婚不可,似乎不如此不足以表示他人格的高尚。他这么一想,就不管妻子的处境了。邻居们也认为王吉太绝情了,太矫情了,出来劝导。所幸王吉听了众人的话,以复婚挽回自己的过失。可见王吉的举孝廉,可能是处理父子兄弟关系好,而夫妻关系他是不会处理的。    

  王莽的祖父王禁,宫廷尉史,娶妻李氏,又娶了几个妾。王禁因多妻,生有四个女儿,八个儿子。李氏生儿子王凤、王崇与女儿政君(汉元帝王皇后),不满意丈夫多妻妾,王禁就把她休弃。李氏另与苟宾结婚,生子苟参。    

  政君进宫,成了元帝的皇后,后来成为皇太后,进用宗亲,命乃父王禁把已守寡的乃母从苟家迎回,恢复夫妻关系,并任用异父弟苟参为侍中、水衡都尉(《汉书·元帝王皇后传》)。李氏怨恨王禁多妾,是维护自身利益,王禁以男子的多妻权而黜妻,是不合理的一夫多妻制造成的。由于女儿当太后的政治原因使他们重新结合,则是意外的事情。    

  西汉末年,鲍永的父亲、司隶校尉鲍宣为王莽所杀,鲍永学习《尚书》,孝养后母。有一天他的妻子在他后母面前骂狗,鲍永认为妻子不稳重,在婆母面前喧嚷是不懂礼节,不知孝道,就把妻子抛弃了(《后汉书·鲍永传》)。狗在人前讨厌,轰它出去,即使声音高了一些,也是极其平常的事,鲍永竟然为此采取出妻的手段,实在令人惊异!两汉之际,求仕而不得的冯衍,家庭生活也不如意。    

  前妻任氏,性情暴躁,不许丈夫娶妾,生有五个孩子,而不理家务。冯衍买了一个婢女,乾家务杂活。这个女奴“头无钗泽,面无脂粉”,惟供做饭之用,不是妾。任氏怕她被丈夫收用,对她百般虐待,这个女子不死,也是万幸。    

  当她病倒了,儿女们乾家务活,任氏也不照管。这是所谓“既无妇道,又无世仪”的女子。冯衍认为有这样的妻子是不吉祥的,在夫妻生活多年之后决心休掉她,给她的弟弟任武达写信说:“不去此妇,则家不宁;不去此妇,则家不清;不去此妇,则福不生;不去此妇,则事不成。    

  ……衍以室家纷然之故,捐弃衣冠,侧身山野,绝交游之路,杜仕宦之门,阖门不出,心专耕耘,以求衣食,何敢有功名之路哉!”任氏不容丈夫娶妾有道理,不理家就没有尽到主妇的责任。冯衍说任氏不管家而使家不成其家有一定道理,但把自身仕途的无望归咎于妻子,则是谬误了。当然,因他家庭的不和,让人小看了,舆论对他不利,不过这种影响是小的,冯衍以不祥物怪罪任氏则不合实际了。冯衍与任氏离异后,又娶了妻子,后妻对前妻孩子态度恶劣,甚至要害死12岁的冯豹,相反冯豹对后母却很好。冯衍大约鉴于后妻对孩子的无理,又将其休去。他给友人写信说:“自伤前遭不良,比有去两妇之名,事诚不得不然,岂中心之所好哉!”(《后汉书·冯衍传》)离异是他的不幸,有不得已的苦衷。    

  班超通西域名垂千古,然而在西域有一段休妻的伤心事。班超为巩固、发展东汉在西域的势力,建议联合乌孙,进攻龟兹。汉章帝命李邑出使乌孙。李邑到西域,正碰上龟兹攻打疏勒,心中畏惧,不敢向前,反而向皇帝诬陷班超“拥爱妻,抱爱子,安乐外国,无内顾心”。班超听到这个消息,想到曾参的事。曾参离家至费,鲁国有同名人杀人,有人告诉曾母你儿子杀人了,曾母不信,继续织布。又有一人说了同样的话,曾母还是不信,照常织她的布。待到第三人来告诉时,曾母吓得逃跑了。班超想,曾参是贤人,曾母是了解儿子的,但人们反复说他的坏话,他母亲也不得不信了。我今天远离朝廷,有朝中来的人说我坏话;我还没有曾参的贤名,中央难道就不怀疑我?继而又想,既然说我留在西域是为得家庭之乐,我要抛弃妻子,就安不上这个罪名了,于是狠狠心,休了妻子。班超休妻是迫于情势,但最倒霉的还是他那个无辜的妻子,本来是恩爱夫妇,不幸竟被流言生生拆散(《后汉书·班超传》)。    

  黄允是颇有才华的人,司徒袁隗要为侄女找配偶,见到黄允,说要有这么个人做女婿一生也知足了。黄允听到这个话,要赶着去做宰相的东床佳婿,就想遗弃妻子夏侯氏。夏侯氏深知黄允自私自利的为人作风,他有了这个主意不会改变,只好同意,但向婆家提出一个请求:我要走了,想同亲友会一会,以表表离别之情。婆家同意了,大集宾客三百余人,在宴饮中,夏侯氏突然抓着黄允的袖子不放,数说他15件见不得人的事,然后离开了黄家。从此黄允声名狼藉,没能成为袁家的女婿,官场上也不得意。    

  在此以前素以知人着称的郭太说黄允:“卿有绝人之才,足成伟器。然恐守道不笃,将失之矣。”(《后汉书·黄允传》)黄允是无情无义之人,夏侯氏在他做出绝情的事后毅然离开他,倒也痛快。    

  河南尹应顺的妻子是再嫁之妇。其前夫是邓元义,且有子邓朗。本来夫妻关系尚好,但婆婆厌恶她,把她关闭在空房中,不按时给以饮食,她也不抱怨。公爹尚书仆射邓伯考发现了这个情况,但改变不了婆婆对儿媳的看法,为可怜她,就把她送回娘家。后来她跟应顺结了婚。邓元义也说她没有过失,只是他的母亲对她太不好了。这位夫人不忘前夫之子邓朗,给他写信,得不到回答,给他衣裳也被烧掉了。她到亲戚家设法把儿子找来,邓朗见母亲,只拜一拜就走了,夫人追出去说:“我几死。自为汝家所弃,我何罪过,乃如此耶?”但儿子还不谅解她(《后汉书·应奉传》)。应顺对妻子与前夫儿子的往来不乾涉,是通情达理的,他的妻子因而是幸运的;但她儿子很不懂事,采取了错误态度,很伤母亲的心。    

  许敬与应顺是同乡好友,家贫,有妻,没有生子,双亲年事已高,以为无子是妻子的毛病,在应顺帮助下休妻另娶(《东观汉记·应顺传》)。应顺不嫌“弃妇”固好,但让人休妻就不对了。    

  广汉人姜诗,妻庞氏。姜诗对母亲特别孝顺,庞氏侍候婆母尤其尽心。母亲喜欢喝江里的水,而江距家六七里,庞氏经常去江里打水,供婆婆食用。一次遇上大风,庞氏不能及时赶回,而婆婆又渴了急着要喝水,姜诗因此责备庞氏,休出家门。庞氏到姜诗邻居家借住,日夜纺织,除供自身食用外,买了好吃的,请邻居大娘送给姜诗母亲吃,并且不让说明是她赠送的。日子久了,姜母奇怪邻居为什么总给吃的,加以询问,明白了原委,备受感动,内心也觉有愧,就把庞氏召回家中,使分离的夫妇重归于好(《后汉书·列女传》)。庞氏遇风而误烧水,并非过失,因为这样细小的事情,姜诗竟然绝情,难怪连他母亲后来也感内疚。    

  杨宇翔绘姜诗休妻图魏高贵乡公曹髦当政时,扬州都督毋丘俭起兵反对执政的司马氏,旋即失败。刘仲武是毋丘俭的女婿,毋丘氏生子刘正舒、正则。毋丘俭起兵,刘仲武怕受牵连,休弃妻子,令毋丘氏别宅居住,同时娶妻王氏,生子刘陶。后来毋丘氏亡故,刘正舒要求将他母亲与刘仲武合葬,刘陶不同意,刘正舒达不到目的不脱孝服,闹了几十年,直到他死,这问题也没有解决(《晋书·礼志》)。这是政治斗争带来的夫妻离散的悲剧。    

  南朝孙谦,青年时“躬耕以养弟妹”,后来历事宋齐梁三朝,在中央和各地做官。他有个叔伯哥哥孙灵庆,因病寄住孙谦家中。孙谦外任归来,问灵庆生活情形,灵庆就说饮食忽冷忽热,茶水亦不周全。孙谦认为这是妻子照顾不周到,委屈了堂兄,立即把妻子休出家门(《梁书·孙谦传》)。孙谦妻纵有对孙灵庆照顾不周的事,也不是应被休弃的大事呀!男子弃妇,究其原因,最主要的是认为妻子犯了“七出”之条。这七出是:一无子,二淫佚,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盗窃,六妒忌,七恶疾。许敬休妻即以其不生育;鲍永妻、姜诗妻庞氏、孙谦妻、邓元义妻之见弃,即为她们不孝敬公婆和尊亲;陈伯出妻,以她好口舌搬弄是非为由;王吉去妻,因其窃盗;王禁休李氏、冯衍休任氏,皆因她们妒忌。这些妇女之被逐出夫家,除了冯衍妻任氏有一些不妥当的地方,其他人或是无可指责的,或虽有不如人意处,但绝不是大过失。她们虽应了“七出”之条,却是真正无辜的。由此可见,“七出”之条在两汉至南北朝的实践是无理的,它是男子控制女子的伦理道德和手段,是压迫女子的工具。它的本质是这样的,但同时它也可以使感情破裂的夫妇离异,倒也有顺乎人情的一面,如冯衍所说:“夫妇之道,义有离合。”(《后汉书·冯衍传》)允许离婚,符合社会客观要求。但是应当充分注意到离异权只握在男子手中,他可以行施这种权力,而女子只有听从离异的义务,夫家要弃绝,她再要求也没有用,所以“七出”对于女子总是不利的。    

  出妻的原因,还有班超、刘仲武式的,为政治缘由而休妻。休妻者虽有感情上的不忍,但为保住自身政治地位,还是出妻了,所以受害最深的还是女子,最痛苦的也是女人。    

  至于黄允式的出妻,为图进身,趋炎附势,亡情绝义,此乃势利小人所为,为人所不齿。不过应当看到,黄允式的人物,历史上不绝如缕,不是个别现象。清朝乾隆时有一个姓朱的候补县丞,听说按察使有个外甥女要嫁人,就骗妻子,说岳母病了,令其回乡省视,又给了护送的仆人600两银子,暗示把老婆也给他。仆人把他妻子带走了,他就托人为媒,娶按察使外甥女为妻,又别事钻营,终于做到封疆大吏(朱克敬《暝庵杂识》)。    

  在古代社会,伴随着大量的弃妻现象,有七出休妻的制度;休夫的事也偶有发生,但绝没有休夫的制度。休妻制度表明家庭中夫妻各自地位的不同,即夫为主,妻为从,这是夫权的一项重要内容;它还反映出社会上男女地位的不平等,即女卑男尊。总之,“七出”之条及其实践是男女不平等的表现,是对女子的一种压迫,而不是解除婚姻关系的合理途径。    

  休妻虽是夫妻关系的破裂,在很大程度上却是父子关系的反映。“七出”的头一条是“无子”,意味着断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绝后对不起父亲,也得罪于祖先,为避免断根,就要与不生育的妻子分离;第二条“淫佚”,即妻子生育的男孩不一定是本家族血统,无异于是以外姓为后,也是对父祖有罪;第三条“不事舅姑”,是父母与儿媳直接冲突。这些内容,使我们知道家庭中的父子关系重于夫妻关系,为协调父子关系,就必须要调整夫妻关系来与它相适应,父子关系决定夫妻关系,包括这种关系的解除。父子关系以孝道为准则,夫妻关系应当以情爱为基础,为了实现孝道而放弃爱情,这就是古人的孝大于情。    

  不管什么原因,“七出”是妇女的灾难。保护妇女正当的婚姻权利,保护女子的正常的婚后生活,这是由来已久的问题,是有历史根源的事情,只要男女还没有达到各方面的真正的平等,这个问题就不可能不存在。虽则随着时代的变化,妇女解放事业的前进,它的严重性会削弱,但总是不可忽视的问题。      

 第四节 卖妻者的夫妻感悟

  笔者手中有几则关于丈夫出卖妻子的历史资料,卖妻的丈夫与妻子如何对待夫妻生活,各怀什么感情,各以什么态度对待夫妻的分离,其情状较为复杂,非一言所能道尽。    

  徐孝克,祖父是南齐太守,父亲是萧梁戎昭将军、太子右卫率,长兄徐陵官尚书右仆射、建昌县侯、安右将军。孝克本人“遍通五经,博览史籍”,出仕为太学博士。当侯景之乱时,京城大饥,十人中有八九个饿死,作为官僚的徐孝克家里没有米,连稀粥都喝不上,可是孝克想让生母陈氏活下去,就打了妻子臧氏的主意。臧氏是领军将军臧盾的女儿,长得俊美。孝克向妻子说:现在遇到战争灾难,连母亲也养不活,不如把你嫁给富人,对我家对你都有好处,不知你的意思如何?臧氏不同意。孝克秘密与侯景的将领孔景行商量好,强迫臧氏出嫁给孔,臧氏不得已哭泣离去。孝克将卖妻所得,供养母亲。臧氏仍然怀念徐家,几次偷着送东西给他们,保证陈氏没有断顿。    

  孝克为养母,出家当了和尚,要饭兼带养活母亲。次后孔景行打仗死了,臧氏在街头寻找孝克,等了好多天终于见到了,对他说:当初你卖我,并不是我对不起你。今日我可以离开孔家了,该回去侍候你母亲,不知你答应不答应?孝克同意了,自己也还了俗,与臧氏重为夫妇。孝克官至散骑常侍,家里仍然很穷,母亲想吃粳米粥,也不能经常办到,母亲死后,只吃麦饭,不忍再吃粳米(《陈书·徐孝克传》)。孝克对母亲感情很深,是孝子,但对妻子薄情,对不住妻子而毫无歉意,臧氏却对他一往情深,是多情的妻子。臧氏的父亲臧盾是“有孝性”的人,居父丧,五年不出庐门,形骸枯悴,连本家都认不出他来(《梁书·臧盾传》)。臧氏可能从父亲那里知道孝子的心情,原谅了孝克的寡情。    

  酷吏来俊臣是有名的告密专家,他的父亲来操是个赌徒,与同乡蔡本是好友,并与蔡妻私通。来、蔡二人赌博;来操赢钱数十万,蔡本没有钱还,就把妻子赔给来操(《旧唐书·来俊臣传》)。这是两个无赖,拿妻子当金钱财物,随便交易。蔡本夫妇没有感情,蔡把赌博看得比妻子还重;妻子也不讲道德,不以丈夫为意;来操乘人之危夺人妻子,事实上也不尊重蔡妻。    

  明朝万历年间,甘凉地区大旱,许多人家没有吃食,丈夫就把妻子卖了。有对夫妻在分别时,妻子频频回头相看,不忍离去,丈夫也舍不得妻子,于是上前相对痛哭,难舍难分,最后一横心,一齐投到河中淹死(吕坤《实政录·救命会劝语》)。这对夫妻感情很融洽,分离不是自愿的,是天灾人祸逼迫的结果。    

  明末高淳县有个游姓佃农,欠地主租子还不起,不得已把妻子卖了30两银子,准备还租。大概是卖妻伤心过度的缘故,不留心把银子丢了,他越想越难过:老婆卖了,银子丢了,租还不了,该到死的时候了。    

  所幸拾主何调元在那里等候失主,才使汤某得以活下去(光绪《高淳县志·好义》)。    

  《点石斋画报·当妻谈新》清康熙年间,安徽芜湖受灾,大量的居民缺食,城北有一个男人要卖妻子,一个买主出了12两银子,已经商定成交了,但是妻子伤感地大哭,不愿离开丈夫。这生离死别的场面引起路过的邓光远的同情,立即回家筹措了银子,交给那个卖妻者,使得将要分离的夫妇得以完聚(嘉庆《芜湖县志·孝义》)。    

  嘉庆时,福建长汀人兰贵陇,娶妻吴氏。吴氏结婚时17岁,与兰贵陇堂兄兰应陇通奸,被丈夫发现,就以贫穷为名,托媒婆邓秋妈出卖吴氏。媒婆找到王恩封,王出财礼番银50元,兰贵陇写立婚书,收清财礼,这时吴氏20岁。但是兰应陇从中作梗,杀死王恩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内阁全宗·刑科题本·婚姻类,嘉庆四年第105包)。    

  嘉庆三年(1798),四川德阳人黄透元26岁,其父黄同兰52岁,他们原籍汉川,在老家无法生活,迁移到德阳,没有田地,租种地主的土地。黄透元娶江子陇的女儿为妻,夫妻感情不好,经常吵闹,黄同兰感到这样的局面不能长久地维持下去,征得亲家江子陇的同意,把江氏卖给曾宣做妾,收取财礼17千文。到过门的时候,黄家又向曾宣要酒水钱,曾宣不答应,双方争执起来,以致黄透元误将来抬人的轿夫打死。卖妻违犯清朝法令,四川总督勒保在审理这个命案时,提出如下的处理意见,供皇帝审批:黄透元拟绞监候;黄同兰、曾宣、江子陇均合依买休卖休律杖一百折责四十板;媒人减一等折责三十五板;财礼钱文照追入官;江氏由官府另行择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内阁全宗·刑科题本·土地债务类,嘉庆三年第73包)。黄透元的婚姻实由其父作主,江氏的命运决定于夫家和娘家父亲,当事人都没有多少发言权,江氏的被卖,包含着被休弃和被出卖的双重内容。    

  看到这些事实,令人气愤的是夫权的罪恶。丈夫不顾妻子的感情、愿望,说卖就卖,把妻子推给另一个“主”人,而妻子没有任何人身权利,没有人格。所以卖妻的现象是女子社会地位之低最真实的反映之一,是女子不幸的家庭生活集中表现之一。    

  妻子作为财产被卖,明清时代见得多,在唐朝以前,休妻的只是把女子送回娘家,并不要收一笔财礼卖给别人。宋以后寡妇再嫁遭到更多的社会阻挠,妇女社会地位更低,卖妻现象也就增多起来。在封建社会里,妻子的地位越来越低,丈夫可以出卖妻子就是它的表现。    

  在卖妻的男人中,有的与妻子感情融洽,夫妻生活是美好的,但由于天灾人祸,家庭经济崩溃,丈夫乃以卖妻来维持家庭。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夫妇感情仍然维持着,妻子还谅解丈夫,对于这种家庭破裂的不幸,令人痛恨制造它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令人产生提高社会生产力以抗拒自然灾害的要求,同时也令人深思:在被损害的男人、妇女中,男女还是不平等的,男人还不起地租高利贷可以出卖妻子,即在被压迫中还可以向妇女转嫁他的灾难,把妇女推向更苦难的深渊。即使那些夫妻一块投河的,不忍离别的,男子还是有他的夫权的。    

  在卖妻中,也有夫妻感情恶劣的,也有妻子与他人发生不正当关系的,这些问题本可以通过正当的途径来解决,按照那个时代的办法休出去也就可以了,但是丈夫却采用了卖妻的手段,比休弃又惨酷得多了。    

  卖妻是丑恶的社会现象,是女子血泪生活的反映。现在我们要提出问题:丈夫为什么有权力出卖妻子,妻子为什么要接受这个屈辱的现实,社会为什么会承认卖妻的合于情理?原因就在于妻子是买来的。定婚时下彩礼,请客迎亲,所花的费用,就是妻子的身价。妻子到了夫家,就是有了“主”儿,自个身子只好听从公婆和丈夫支配了。妻子是买来的,有如物品,是一种财产,当需要时把她出让,是这种所有权的最大的也是最后的实现。这当然没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作为财产的妻子只好接受这种转让。    

  其实她从娘家出嫁已经被第一次出卖了,这不过是第二次出卖,并不奇怪。所不同的是第一次被卖的是童贞,第二次则是不值钱的再嫁妇了。究其实质,是在古代私有制社会里,妻子是被丈夫占有的,是一种财产,根源就在于私有制和买卖婚姻。所以只要婚姻要财礼,卖妻现象就不可能根绝。关键是要解决买卖婚姻制度,舍此别无他途。        

 第五节 “糟糠之妻不下堂”

  看到这个题目,很多读者就会想到东汉的宋弘和湖阳公主的婚事,想到反映这个故事的京剧和电视剧,还会联想到和它形成鲜明对比的陈世美不认前妻的故事,想到《铡美案》和《秦香莲》等戏剧。人们对它们的主人公一褒一贬,是千百年来形成的观念。今天这些剧目以各种艺术形式与观众频频见面,自然有其道理。不过笔者知道宋弘而外,历史上还有不弃贫贱之妻的,愿意对他们有所评述。    

  刘秀画像宋弘是两汉之际人,西汉哀平之世任侍中,王莽新朝官共工(少府),更始政权召他,以死不赴任,刘秀即位征为太中大夫,随即出任大司空,受封为栒邑侯。宋弘为人,注意宗亲关系,所得俸禄,分赠九族,个人没有资产,“以清行致称”,身居相位,以辅君荐贤为己任。刘秀的姐姐湖阳公主死了丈夫,弟弟想给她再招个驸马,就假意与她评论朝臣,以了解她选择夫婿的意向,湖阳公主说宋弘“威容德器,群臣莫及”,表示看中了宋弘,而且颇有敬意。刘秀获知姐姐的目标,愿意帮这个忙。一次因议事召见宋弘,特意安排湖阳公主坐在屏风后面听他们谈话。刘秀要做媒,但很讲究策略,并不直接提出问题,而是先了解宋弘对婚姻问题的基本观点。刘秀讲:俗谚说,人尊贵了就不再接交旧日平民朋友,富有了就抛弃家贫时的妻子而另娶新妇,这是人的常情吧?刘秀试探宋弘是否谚语中所说的那种人,宋弘回答说:“臣闻贫贱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表示他是不会因富贵而易友、易妻的人。“糟糠”,这里指粗糙的食物,糟糠之妻是制作粗茶淡饭的妻子。清代有一个贫士娶了一个妾,妾每天所做的食物,“惟粗粝而已”,所以他的妻子开玩笑说:“古闻糟糠之妻,不闻糟糠之妾。”(徐珂《清稗类钞》)这儿说的“糟糠”准确地反映宋弘所说的意思。刘秀得知宋弘的严肃态度,只好对姐姐说:你已经听见宋弘的话,他的态度你也知道了,你们是不可能结婚的(《后汉书·宋弘传》)。    

  刘秀希望姐姐和宋弘成亲,但尊重当事人的意愿,不以天子权威搞强迫命令。这一点和戏剧中的描写是不相同的,不能不说在这桩婚事上刘秀的做法是正确的,态度是开明的。宋弘拒绝这个婚姻,表现出尊重患难与共的妻子的思想,忠诚于爱情,当然值得肯定。同时我们还要看到他是封建禁欲主义信徒,反对郑声,反对女色等,这是他的政治观念,已不完全是生活态度问题。后人在表彰他忠于夫妻生活的同时,也不宜拔高他,说什么他在婚姻问题上与皇家作“斗争”。    

  宋弘拒婚,确实树立了榜样。南宋国戚夏执中就以他为楷模,和糟糠之妻永为夫妇。夏执中,江西宜春人,曾祖父夏令吉当过县主簿,以后家庭情况很不好,父亲寄住在寺庙里,把姐姐送到宫中。他姐姐后来成了宋孝宗的皇后(成恭夏皇后),因此娘家人得到封赏,夏执中最初被任为承信郎,不久升为阁门宣赞舍人,奉国军节度使。执中以一介平民和妻子来到临安,皇宫里的人认为国舅妻子太土气,没有名门的地位,于娘娘面子上也不好看,为使夏后高兴,主动劝说执中休弃妻子,另从上流社会选婚。但是执中听不进去,夫妻和好如旧。一天,夏皇后召见,亲自劝说弟弟再行婚配。执中对此早有思想准备,当即说出宋弘对刘秀讲过的话,“臣闻贫贱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作为对姐姐意见的回答。夏后见到弟弟的坚定态度,也就不好再勉强他了(《宋史·成恭夏皇后传》)。这一对贫贱出身的夫妇终于白头到老,想来也是同穴而葬了。    

  还有一批不知名的新贵而不易妻的人,他们是宋弘同时代的人,是赤眉军的领导成员。赤眉军从山东兴起,打下洛阳,进入长安,纵横当时中国主要地区,一度占有天下。起义者多是平民出身,战争使他们成为新贵,地位大大改变,但是他们在生活的许多方面,还是旧日习惯。在家庭生活上,维持原来的夫妻关系,不另娶新妇。赤眉军失败,他们投降汉光武帝刘秀,刘秀在处置他们时,看到这些人有三个长处,第一条就是保留原妻。刘秀说他们“攻破城邑,周编天下,本故妻妇无所改易,是一善也”。因此优待他们,令在洛阳居住,每家赐给一所宅院,二顷田地(《后汉书·刘盆子传》),这些将领遂能全家团聚,安居乐业了。    

  “糟糠之妻不下堂”的实践者,诚可赞扬,也应当赞扬。第一,他们忠于感情,夫妻已经长期生活在一起,互相了解,互相照顾,有共同情趣,因而不愿分离,以维持和发展原有感情。第二,丈夫念旧,现在社会地位大大改变了,但是昔日可能很低,夫妻有过一段共同奋斗的生活,从痛苦中走过来的,不愿放弃旧日的恩情,为谋求新的幸福而使妻子陷于新的更大的不幸。第三,不势利,因为若再结亲,对方的门第必是高贵的,甚至超过自身,可对未来的发展提供有利因素,而要实现新婚必须弃旧,这种遗弃就纯粹是势利所驱使了。不尊重夫妻感情,为势利而弃旧另娶的婚姻是不道德的;不为势利所惑,维持原来的婚姻,是道德高尚的表现。    

  当然,今天我们观察古人的这种社会现象,应该进一步,还要分析那些实践者的思想状况,以便认识得深入一些,也即恰如其分地肯定应当肯定的东西。另外,对那些反此道而行的人,也同样要分析,一概地简单地骂倒当然容易,可是事物是复杂的,不改变社会地位的人也有离婚的,改变地位的人的离异难道仅有地位变化的原因吗?若有其他缘故,就不能全然忽视了。不应该形成这样的公式:社会地位提高了的男子离异再婚,就是陈世美行为。事情贵在具体分析,我们的意思是说,不要不加分析地无限赞扬“糟糠之妻不下堂”的实践者,也不要随便就给改变婚姻的人扣上“陈世美”的帽子。一切要看他们的行为是否符合当时的社会道德,为追逐财势而放弃感情的人的婚姻是不道德的,该诅咒的。        

 第六节 曹魏的立后

  魏明帝在做平原王时,娶河内人虞氏为妃,继位以后,却立贵嫔毛氏为皇后,把理应由王妃晋升的虞氏撇在一边。明帝祖母卞太皇太后(曹操之妻)看不过去,前往安慰她,虞氏不客气地说:“曹氏好自立贱,未有能以义举者也。”(《三国志·魏书·后妃传》)虞氏以不得立为皇后而说出抱怨的话,虽然有曹操画像个人情绪,但提的问题很尖锐,也值得计较一番。    

  魏武帝曹操的原配夫人丁氏,因恨曹操无情义而与之感情不合,被遣回娘家,曹操还令丁家将其再嫁,丁家没有执行。丁夫人被逐后,曹操以卞氏为继室。卞氏,原是妾,生魏文帝曹丕,曹操为魏王,册封她为王后,曹丕代汉尊之为皇太后,明帝继位尊为太皇太后。卞后得到曹操的宠爱,根据《三国志·魏志》所载,我们看有两项事情。中平六年(189)董卓到洛阳废汉少帝立献帝时,曹操变服出逃避祸,袁术传言他已遇害。这时留在京城的曹操部属打算出亡,卞氏出来制止众人,她说,现在曹君吉凶还不知道,如果大家今天走散,明天知他还在,你们以后怎样相见呢?退一步说,就是有了祸,大家一块死有什么了不得的!众人听了她的话,留了下来。建安二十二年(217)曹丕被立为魏太子,王府官员向卞氏建议,你的儿子当了太子,天下人都很高兴,你应当把府中所有财物拿出来赏赐众人。卞后不以为然地说,曹丕被封,只说明我对他的教导没有过失,我高兴也正在这里,但是没有因他当太子要大肆庆贺、赏赐众人的道理。这番话传到曹操耳里,高兴地说:“怒不变容,喜不失节,故是最为难。”赞扬她识大体,做人稳重,处理事务得当,当然对她感情好,委以主持家务的重任。    

  曹丕在战争胜利中,占有了袁绍儿子袁熙的妻子甄氏,甚为宠爱,生育魏明帝和东乡公主。甄氏出身“世吏二千石”的世家,是属于贵者身份的,但是曹丕称帝以后宠爱郭后、李贵人、阴贵人,引起甄氏不满,发出怨言。    

  曹丕一怒之下,将她赐死,并在葬礼上侮辱她:“及殡,令披发复面,以糠塞口。”甄氏该立皇后却不得立,只是死后由儿子明帝追谥为皇后。    

  曹丕立的皇后郭氏,在汉末战乱之时,曾流落到铜侯家为奴,后来进入曹丕府中。当时曹丕尚未为太子,郭氏出谋划策,帮助曹丕获得储位,即《三国志》所说的:    

  “后有智数,时时有所献纳。文帝定为嗣,后有谋焉。”曹丕害甄氏欲以郭氏为后,朝臣有不同意见,中郎栈潜上疏,说明皇后关系国家治乱盛衰,应当策立合格的人,不能因为爱幸,以妾为妻,如果那样做会给政治上带来混乱的后果。曹丕不从众议,还是把郭氏立为皇后。但是明帝继位后为他母亲报仇,以曹丕对待甄氏的办法逼死郭后,并予甄氏那样葬法,这是皇家的一报还一报了。    

  明帝立的毛皇后,出身卑微。其父毛嘉是典虞车工,因女儿之贵,被封为博平乡侯。这样暴富之人,还不懂得上流社会的礼仪风俗,如明帝下令朝臣到他家赴宴,以抬高他的社会地位,在这个光彩的事情中,毛嘉“容止举动甚蚩呆,语辄自称‘侯身’,时人以为笑”。明帝本意是要抬举毛家,但不懂礼法的毛家却出了丑。后来明帝爱幸转移到郭夫人(明郭元皇后)身上,一天召才人以上妃嫔游后花园,惟独不叫毛后参加,而且不让告诉她。隔天,毛后见到明帝,不知禁忌,问昨天玩得高兴吗,引起明帝的不痛快,将她赐死。这是前朝甄后悲剧的再现。    

  从上述事实看,虞氏讲的“曹氏好自立贱”,当有两方面的涵义。一是不能正嫡庶的名分,废妻立妾,即以妃嫔为皇后。妻妾是主从关系,以卑贱之妾而为尊贵之妻,使主从失序。二是指所立的皇后出身微贱。一句话,那些皇后,本人地位和家庭出身本来都是卑下的。    

  虞氏这样批评曹魏,随后孙盛也指责说:“魏自武王,暨于烈祖,三后之升,起自幽贱,本既卑矣,何以长世?”既然立贱为人所讥,魏武祖孙何以立贱呢?我们对曹操祖孙的处境、性格作点考察,是不难明了其中的道理的。    

  其一,所立之后,有助于巩固人主的政治地位。卞氏在曹操不得意时,协助他维系小集团,以便从困境中走出来,图谋发展。郭氏帮助曹丕获得储位,才为称帝理政奠定基础。曹魏之兴与卞氏有关,曹丕之立与郭氏有关。卞氏、郭氏虽然都没有走到政治舞台的前台,但她们政治性的活动为其夫君所看重,从而把她们抬到国母的地位。    

  其二,能理家,而不做外戚乾政的事。皇后出身微贱,外家自然没有政治势力,魏武父子也给外戚官爵,但使他们远远不能执掌朝纲。曹操有意识不给卞氏兄弟高官、重赐,曹丕曾想追封卞太后父母,尚书陈群反对,曹丕也即作罢。卞后与郭后每每抑制外家,不允许他们违法招祸。卞太后“每见外亲,不假以颜色,常言:‘居处当务节俭,不当望赏赐,念自佚也。外舍当怪吾遇之太薄,吾自有常度故也。吾事魏武四五十年,行俭日久,不能自变为奢。有犯科禁者,吾且能加罪一等耳,莫望钱米恩贷也。’”卞后本人,也是常常“菜食粟饭,无鱼肉”,自待甚薄,自律甚严。丁夫人虽为曹操所休,卞后却能屈己联络,四时派人赠送礼物,有时迎到府中,表现了她理家的才能。郭后亲戚要娶妾,为此,郭后告诫诸位亲属:“今世妇女少,当配将士,不得因缘娶以为妾。宜各自慎,无为罚首。”既考虑国事,又考虑家庭,能理曹家,善待外家,就符合皇后的条件了。曹氏这样要求皇后,避免外戚预政,改变了东汉末年外戚、宦官轮流乾政的弊病。    

  其三,侍奉人主,以色进用。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    

  后妃要深懂人主之心,善于侍奉,才能得到宠幸。一旦色衰意乖,就会被打入冷宫,产生废黜的悲剧。明帝就因另有郭元后之宠而废了毛后。    

  曹魏在战乱时期立皇后,情况特殊,不能固守常规,立贱有其社会原因,有其必要性,也有其合理性,不能以“立贱”本身讥笑它。但“立贱”总不是常规,原因是不符合封建礼法。后宫有森严的等级,不得僭越,皇帝也不能随意以宠爱与否而废黜皇后册立妃嫔,否则乱了制度就无法维持后宫的正常秩序。立后还要符合人望,因为皇后不只是皇帝的妻子,还是母仪天下的人,要臣下畏服她,本人要有相应的条件,如出身高贵和清白,为人正直,御下有方等,否则臣下看不起,累及对皇帝圣明的看法。因此皇帝立后就不简单是个人的情爱性爱问题,而且是一种政治行动,所以要特别谨慎。像曹魏那样不按礼法立后,是特殊情况,不会历代相沿,只是历史上短暂的一现。曹魏立贱时受大臣阻拦,立贱后遭人讥刺,尊为天子,对自身的婚事也不能完全按照愿望去做,可见情爱性爱的原则很难实现。等级制度与婚姻制度相糅杂,爱情就不可能成为婚姻的基础,就是在帝王身上也不例外。所以在封建社会里影响人们行动最严重的还有各种制度,特别是基本的社会制度。        

 第七节 晋武帝的择婚原则

  晋武帝为皇太子司马衷(即以后的晋惠帝)选妃,几经比较看中了卫瓘的女儿。武元杨皇后和一些亲戚却想要贾充的女儿,这时晋武帝讲出他看中卫家及否定贾氏女儿的原因:“卫公女有五可,贾公女有五不可。卫家种贤而多子,美而长白;贾家种妒而少子,丑而短黑。”(《晋书·惠贾皇后传》)他说的是卫家、贾家具体情况,但“五可”、“五不可”,却是道出了他关于婚姻选择的原则,所谓“五可”、“五不可”也是令人饶有兴趣的。    

  晋武帝画像晋武帝的“五可”,指的是女子五项好条件:所谓“贤”,是贤惠;所谓“多子”,系指生育男儿,不包括女孩;“美”指容貌美丽;“长”,身高大;“白”,皮肤白净。“五不可”是与“五可”相对的,指为人妒忌,生儿子少,容颜丑陋,黑皮肤,身材短小。    

  卫、贾两家情况,确实是晋武帝所说的那样。卫瓘与邓艾、钟会灭掉蜀国,封公爵,官司空、侍中、尚书令。    

  本身兄弟三人,生有六个儿子,后被陷害遭屠戮,同时遇难的有六个孙子,另有两个孙子在逃,即有八个孙男,卫家可以称得上是多男子的。卫家子孙姿质秀丽,在晋代是享有盛名的。卫瓘孙子卫玠儿童时“风神秀异”,乘羊车行于街市,“见者皆以为玉人”,纷纷赶来围观。卫玠舅父骠骑将军王济是“隽爽有风姿”的人,见到卫玠就说:“珠玉在侧,觉我形秽。”自叹不如外甥。卫玠不仅长得好,风度也好,所以“京师人士闻其姿容,观者如堵”。他死时才27岁,对他的早逝,当时人认为是“被看杀”的(《晋书·卫玠传》),这是漂亮反被漂亮累了。卫瓘第四子卫宣,被晋武帝指定尚繁昌公主,长相一定错不了。晋武帝讲的卫氏之贤,应当包括卫瓘夫妇及儿女的品德在内。卫瓘是敬谨自持的人,对皇家克尽忠诚,居功不傲。参与平蜀,又消灭反叛的钟会,朝廷论功,自认为虽有谋略之劳,“而无搴旗之效。固让不受”(《晋书·卫瓘传》)。他对待部属很严格,所谓“性严整,以法御下”。朝廷多给他的封爵,不让儿子承受,送给两个弟弟,所以“远近称之”。对于子女的婚嫁,不愿与帝室联姻,晋武帝令其子尚主,卫瓘辞谢:“自以诸生之胄,婚对微素,抗表固辞。”但没有得到允许。卫瓘为人正直,认为司马衷不适合当太子,并向武帝作了忠告,因此后来招致太子妃贾氏的怨恨,乃至遭到杀身之祸。卫瓘的忠谨义气,必定得到他的夫人的支持,若是家有量窄偏爱的主妇,很难做到向兄弟义让爵位的事。残杀卫瓘的执行者楚王司马玮因罪被诛之后,卫瓘的女儿向大臣上书,要求惩办凶手,给她父亲恢复名誉,终于如愿以偿,可见卫氏是贤能的人。晋武帝所说的“五可”,验诸卫瓘之家,一一不爽。    

  贾充,是本书开篇已经露过面的人,他字台闾,是建立晋室的大功臣,晋武帝的拥戴者,封鲁郡公,官司空、尚书令、侍中,为人品行不端,“无公方之操,不能正身率下,专以谄媚取容”(《晋书·贾充传》)。贾充后妻郭槐,有子黎民,三岁时,贾充因喜爱他就着乳母的怀抱抚摩他,郭槐以为贾充与乳母有私情,就把乳母打死,黎民怀念乳母,生生夭折了。后来贾充又有了一个男孩,刚过了周岁,郭槐又以为贾充与乳母私通,弄死乳母,儿子也随着死去。    

  这就造成贾充没有子嗣。贾充有前妻李氏,“淑美有才行”,因娘家获罪而被流徙,后释放回京,晋武帝特许贾充有左右两夫人,但郭槐不同意,使得贾充不敢与李氏往来。贾充一出门,郭槐就令人跟踪,防止贾充到李氏那里去。这些就是晋武帝说贾家性妒和少子的根据。郭槐生有二女,长女贾南风,就是贾皇后,身材短小,青黑色皮肤,眉后有疵,长相不佳,而且同她母亲一样多妒,做了太子妃后,“太子畏而惑之,嫔御罕有进幸者”。她亲自掷戟,使孕妾的儿子堕地死去。她的妹妹贾午,就是和韩寿结婚的那个人。晋武帝说贾家人丑而黑,以贾南风来说也是实情。    

  “五可”与“五不可”,虽说是五项内容,实际上可归并为三条,就是人品好坏,生育子嗣的能力,长相俊丑。    

  品行优劣,在择婚中,又集中在妇女是否妒忌上。自从人类社会进入以男子为中心的时代,男子可以一夫多妻,一人可以有几个甚至几十个、几百个妻妾,同时强调女子的性忠诚。在这种情况下,夫与妻妾之间就会产生爱情纠纷;妻妾各有子女,为了各自子女的利益,娘家的利益,互相之间也会有争竞;待到子女长成人,又有嫡庶之争。妻子为了保护自身及子女的利益,反对丈夫娶妾,反对一夫多妻,但在那个时代,一夫多妻制是反不掉的,于是就在家庭中发生妻子不容丈夫娶妾和有外遇的事情,这个现象被概括为“妇妒”。“妒”当然是男子所不允许的,被视为坏品行,列进“七出”之中。在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妇妒被看成要不得的,今天分析起来,妒是女子自卫的一种反映,也是一种自卫手段,它在方法上不一定好,但在那种社会制度下是被迫无奈而采取的消极方式。对于这种妒忌,倒使我们同情妇女,不必像封建男权主义者那样对它深恶痛绝。但是对妒也要具体分析。主妇因妒而虐待他人,就不简单是爱情专一而产生的妒忌了。像郭槐那样,仅仅凭着疑心害死两乳母,同时致死两个儿子,是有血债的罪人,她的行为大大超过了自卫的界限。她是一种妒妇类型的代表,这种类型的妒应当受到谴责。封建时代反对妇妒,包含反对郭槐式的妒害,这一点,我们也应当注意到。晋武帝说贾家的“五不可”就含有一定的道理了。    

  “多子、多福、多寿”,是人皆有之的思想和愿望。    

  “不重生男重生女”,是极个别时期的反常现象,多生儿子才是人们的真实心理。可是那时囿于科学知识,人们以为生不生儿子,只取决于妇女。这样人们在选妇时,就要看她的家族生育史,即能否生育以及生育性别的历史。晋武帝比较卫、贾两家,都是能生育,只是卫氏男性多而贾氏女性多。晋武帝这样看问题,不是他的创造,在他两百多年前,王莽就讲过了。王莽侄儿王光私自买了侍婢,王莽为掩盖他的不良行为,就把那个侍婢赠送给还没有儿子的后将军朱博,并矫情地说“此儿(指侍婢)种宜子”,才给你买的(《汉书·王莽传》)。“种宜子”作为选妇的条件,由来已久了。这个条件,首先是不科学的,其次对女子是苛刻的。    

  不过,如果我们要化腐朽为神奇的话,由此引起对家庭生育史的注意,对研究不育症或许是有意义的。    

  晋武帝提出选婚的原则,但却不是实行家,他做的和他的原则恰恰相反,这是由于别人插手太子选妃的缘故。    

  郭槐一心想使女儿成为皇太子的妃子,贿赂太子的生母武元杨皇后,晋武帝提出与卫家议婚,杨元后就说贾家的女儿“有淑德”(《晋书·武元杨皇后传》),并令太子傅荀说项,荀上言:“贾充女姿德淑茂,可以参选。”(《晋书·荀传》,侍中荀勖也向晋武帝说贾充女儿“才色绝世,若纳东宫,必能辅佐君子,有关雎后妃之德”(《晋书·荀勖传》)。    

  晋武帝在皇后和一些大臣包围下,不能坚持自己的认识,同意从贾家为太子选妃,杨元后、荀勖等所讲的也是女方贤德和貌美,看来与晋武帝选婚原则没有出入,不过他们极端不尊重事实地虚美贾氏罢了。贾南风做太子妃后暴露出妒忌的毛病,晋武帝想废掉她,充华赵粲不赞成,说:    

  “贾妃年少,妒是妇人之情耳,长自当差。”武悼杨皇后也说:“贾公闾勋社稷,犹当数世宥之;贾妃亲是其女,正复妒忌之间,不足以眚掩其大德。”(《晋书·武悼杨皇后传》)荀勖、杨珧等又给贾妃说情,晋武帝也就容忍了。晋武帝定的原则,不能实行,说明他对那些原则并没有深刻的认识,也说明实践是很困难的。    

  晋武帝择婚的五项原则中,贯穿着一个精神,是看对方的家风,即以家风的好坏作为选择好媳妇的一个条件。    

  晋武帝的认识是古人的普遍观点,也是古人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在古代,家庭作风的传统对其成员影响很大,原因是家长制社会,家内统治严密,家长的作风深深地影响其子孙。那个时代男儿要继承父祖的遗产、职业、社会关系,离开家庭难于生存,更难发展事业,不得不禀命于父祖;女儿虽无财产继承问题,但同样希望家业兴旺,也好在婆家有地位。儿女都因与家庭利益极度一致,从而受制于家庭,很自然地继承父祖的作风,依家风行事,这就使子孙的好坏与家风的优劣有很大的一致性。以此择妇,自然有其合理性。这一精神到近现代仍有价值,但日益丧失它在古代的那么重要的意义。在近现代,随着家长制的削弱,家长对子女的影响也在减少。子女可以自谋职业,离开家庭,以至不要遗产,这样家长无法强化对子女的控制,子女也没有必要绝对尊重家风,因而年轻人的作风可能同家庭传统作风大不一样。显然在现代婚姻中晋武帝的那个看家风的精神就不能完全照用了。要之,社会条件在变化,处事原则也要随着改变。        

 第八节 宋初的政治联姻

  北宋建隆二年(961)发生的“杯酒释兵权”、“欢宴罢节镇”的著名故事,人们都知道这是宋太祖防止武人篡权的手段。其实与此同时他还采用皇室子女与功臣子女联姻的办法,以制驭大臣,稳定赵宋政权。    

  宋太祖始建国,就将同母所生的寡居的妹妹燕国长公主嫁给殿前副都点检、滑州节度使高怀德,以事笼络,不过这时还没有有计划的政治联姻方针。待到欢宴罢节镇之后,宋太祖看到功臣之间互相姻好而不乐于与皇室通婚的现实之后,才认真实行这项政策。    

  宋太祖雪夜访赵普图(局部)事情是这样的:开宝初年(968),赵普为宰相,李崇矩任枢密使,李将其女儿嫁给赵普的儿子承宗,对这宋太祖画像种军政首领的联姻,宋太祖异常不满。李崇矩与宋太祖在后周时私交深厚,每当宋太祖过生日,李崇矩便派儿子继昌送去贺礼,宋太祖还教过继昌射箭。宋太祖登基后,于建隆三年(962)授继昌西头供奉官,并要他尚公主,李崇矩谦让不敢当,继昌“亦自言不愿”,不仅如此,崇矩还急急忙忙地给儿子聘定妻室,使宋太祖大为失望(《宋史·李崇矩、李继昌传》)。此后宋太祖、宋太宗决心推行皇室与功臣联姻的政策。    

  宋太祖有六个女儿,三个夭亡,成长的三人的婚配是:    

  昭庆公主(魏国大长公主),开宝三年(970)下嫁忠正军节度使王审琦之子、内殿供奉官都知王承衍(952~1003)。承衍婚媾时19岁,昭庆公主死于大中祥符元年(1008),结婚时可能比承衍略小(《宋史·公主传》、《宋史·王承衍传》)。    

  延庆公主(鲁国大长公主),开宝五年(972)出嫁郓州节度使石守信之子、天平军衙内都指挥使保吉(954~1010)。公主死于大中祥符二年(1009),保吉次年死,结婚时19岁。    

  永庆公主(陈国大长公主),开宝五年(972)嫁右仆射魏仁浦子、供奉官咸信,咸平二年(999)死,咸信约卒于天禧二年(1018),结婚时23岁。    

  宋太宗有七个女儿,长女早逝,两个女儿出家为尼,太宗为两个女儿主了婚,另两个小的则是由她们的哥哥真宗作的主。她们的婚姻情形是:    

  蔡国公主(徐国大长公主),太平兴国九年(984)出嫁雄武军节度使吴廷祚子元扆(962~1011),元扆婚时23岁。    

  宣慈长公主(扬国大长公主),至道三年(997)下嫁镇宁军节度使柴禹锡孙、太子中舍柴宗亮子柴宗庆,明道二年(1033)死,几年后宗庆故世。    

  宋太宗画像贤懿长公主(雍国大长公主),咸平六年(1003)出嫁司空王溥孙、国子博士贻正子贻永,次年死。    

  隋国长公主(荆国大长公主),大中祥符间下嫁前述李继昌的儿子遵勖,皇佑三年(1051)死,得年64岁。    

  宋太祖、太宗为他们的儿子所娶之妻,据《宋史·宗室传》记载,燕懿王德昭妻韩国夫人为太子太傅王溥女,昭成太子元喜娶隰州团练使李谦溥女(《宋史·李谦溥传》谓为谦溥弟、如京副使谦升女),商恭靖王元份妻为崇仪使李汉斌女(《宋史·元份传》)。    

  皇室、大臣子女间的通婚,给他们的婚后生活带来较大变化,驸马的政治地位提高,政治生活改变了,这里不说,单看他们的一般社会生活情形。    

  选为驸马的人在家族中的地位变化了。《宋史·公主传》讲:“旧制选尚者降其父为兄弟行。”这话不如说“选尚者升入父行”。前述尚主的王贻永与其父贻正、柴宗庆与乃父宗亮名字中有一字相同,就是遵皇家之命升了一辈,王贻永原名克明,尚主后升行改名。柴宗庆尚主后升为乃祖柴禹锡的儿子,和他父亲宗亮同辈了。李继昌不愿娶宋太祖的女儿,他的儿子李遵勖却娶了宋太宗的女儿。李遵勖原名勖,宋真宗给他加了“遵”字,同时“升其行为崇矩子”(《宋史·李遵勖传》)。《宋史》讲到这几个驸马,一处是某人之孙,一处又是同一个某人之子,子、孙不一,就是对尚主升行叙述得不清楚。祖孙、父子、叔侄关系是血缘关系确定的,因为尚主,孙子成了儿子,子侄成了弟兄,这是对血缘关系的嘲弄。本来血缘的名分不可改变,皇帝的命令就可以叫它变化,皇权真是再大不过的了。宋朝皇帝这样做,也是为保持皇室在姻亲中的相应辈分地位。宋太祖、太宗兄弟与王溥、李崇矩等是同辈,他们的女儿所尚的驸马若是王、李等的孙辈,不提高驸马的辈分,就等于皇家降了一辈,故而采取这一措施,以保护婚姻双方辈分平衡。这么说或不易明白,看下页表就了然了。    

  驸马与父辈同行,提高了在宗族中的地位,连公主生的儿子也乱了辈分,像王承衍的儿子世隆,“每坐诸叔之上”(《宋史·王承衍传》)。人们虽然看不惯,但也无可奈何。    

  驸马尚主,家庭生活有好有坏,金枝玉叶的公主给驸马气受是常有的事,也有感情甚好的,如隋国长公主与李遵勖。当李继昌过生日,隋国长公主屈尊以儿媳的身份给继昌拜寿,宋真宗知道了很高兴,给她衣物作为她送给继昌的寿礼,公主初嫁时所居堂甃、瓦甓多有鸾凤形状,遵勖以为这样特殊不好,命人铲去。公主穿有龙饰的服装,遵勖以同样的原因把它们藏起来不用,公主也没有异议。遵勖喜好园林建设,嗜爱奇石,不远千里,雇人载运。他是进士出身,好作文词,在自家的花园里与名士相聚会,公主尊重他的爱好,每有宾客来宴,必亲自主管膳食,使遵勖及其友人得以尽兴。遵勖死后,公主不再穿华丽衣服,一次在宫中宴会,宋真宗亲自给她戴花,她以寡居而不戴。她失明了,真宗特地赏赐3000两银子,她不要,并对子孙说:    

  哪有因为母亲病了要赏赐的。这位公主在生活上严格要求自己,遵循礼法,不像贵主,倒像三从四德的命妇。不过在公主中像隋国长公主这样生活的太少了。    

  一辈二辈三辈宋太祖——德昭×王溥女宋太宗——贤懿长公主×王贻永宣慈长公主×柴宗庆隋国长公主×李遵勖李崇矩——李继昌——李遵勖王溥——王溥女王贻正——王贻永柴禹锡——柴宗亮——柴宗庆也有驸马生活上简朴谨慎的。吴元扆喜读春秋左传,“声色狗马,一不介意”(《宋史·吴元扆传》)。公主的奶妈可以入参宫禁,元扆怕她到宫中妄有请托,特向真宗说明,不要答应奶娘的什么要求,因此真宗大为叹赏,“于帝婿中独称其贤”。    

  有的驸马在公务之外,爱好文艺,如王承衍“晓音律,颇涉学艺,好吟咏”。    

  有的王子生活并不美好。赵元份与李汉斌女儿婚后关系平常,《宋史》谓李氏“悍妒惨酷”,造成家庭的不安宁。王府中的女婢,稍不如李氏之意,就遭到她的鞭打杖责,甚至于打死。皇帝对元份妻妾的赏赐,李氏以夫人的身份而独占。元份病了,皇帝亲临探视,却不见李氏及他人侍候。元份死了,李氏毫无哀戚之意。皇帝因为元份的缘故,在其生前不处分李氏,他死后,撤消李氏的封号,并逐出王府。李氏那样对待别人,遭到这样的结局,生活也不会快乐。    

  本文开始就说宋朝皇室与大臣联姻有其政治目的,行文即将结束,按照作文前后呼应的原则,在说明贵胄青年男女的家庭生活之后,对此得有所交待了。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任命石守信为天平节度使,高怀德为归德节度使,王审琦为忠正节度使,张令铎为镇宁节度使,赵彦徽为武信节度使,取消他们禁军将领的职权,一律到辖区就职。这些人交出中央军权,甘心与否,会不会出乱子,宋太祖并没有十分把握,于是想到用姻亲关系来笼络这些人。前此已与高怀德结成郎舅关系,次后把目标对准石守信、王审琦等人。宋太祖召见王审琦儿子承衍,说要把女儿嫁给他,承衍奏称已有妻子乐氏,不能尚主了,宋太祖说不要紧,你做我的女婿,让乐氏再嫁人好了。承衍不敢再不答应,宋太祖就令人用御马送他回家,厚资嫁出乐氏,使昭庆公主与承衍结了亲。事毕,宋太祖对承衍说:“汝父可以安矣。”是的,王审琦可以安心做他的节度使了,不怕宋太祖无端加害于他了,但这只是宋太祖说话的一半含意,其实更可以安心的倒是说话者本人:他可以制驭武将的谋反,安心于他的政权的稳定了。联姻,作为一种辅助手段,确实起到安定赵宋政权的作用。这一手法在当时实行是必要的,适时的,表明宋太祖有谋略,不愧为开国之君,所以邵伯温说到这件事,赞叹地讲:“太祖驾驭英雄”,“圣矣哉”(《邵氏闻见录》)!圣不圣不必说,政治联姻是权贵婚姻中的常事,宋太祖不过做得适时罢了。    

  皇室与贵胄联姻,也是一种门第婚,即是在社会最高层次进行的,它任何时候都起着维护双方家族政治、经济的作用。但是在特定的情况下,如北宋初年,它更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起着巩固皇室政权的作用,关系着政局的安危,成为政治联姻。它的主持人拿着子女的婚姻作为政治工具,不顾及他们的意愿,它自然是排斥性爱的,很难给婚姻当事人创造幸福。封建的包办婚姻把一切人都包括在内,胄子也不能幸免,它实在是一种恶劣的婚姻制度,政治联姻尤其如此。        

 第九节 北宋几位再婚妇女的生活

  在程颐喊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反对寡妇再嫁的同时,却有几位再婚的孀妇,生活没有受什么“失节”的影响,相反过得还不错。    

  浙江钱塘人宁直,宋真宗时进士,任慈县令,死时儿子宁适尚在襁褓之中,妻子李氏改嫁洛阳人赵州太守任布,把儿子寄养在宁氏宗族中。一天任布的客人问主人,尊夫人李氏前夫的儿子还好吧,把任布问得摸不着头脑,归询李氏,李氏哭着说:我初嫁你时,不愿以小孩连累你,就把他留在宁氏族中了。今听说宁家破落,孩子也不知道流落在哪里了。李氏顾了任家,顾不得孤儿,心中悲苦,不是任布问及也不敢说。任布是“知恩、知道、知命、知足、知幸”,“纯约自守”的人(《宋史·任布传》),富有同情心,可怜李氏母子分离的不幸,花很多钱访求到宁适,收养家中,改姓任氏。任布待他如同己子,让他五岁开始受教育。任布官枢密副使时,要推荐宁适做官,李氏很感动,但是辞谢了。她对宁适说明原因:你是宁家的儿子,亲生父亲死了没地方容留才到这里,你应当自立,以刻苦学习取得功名,这样我死了才能瞑目。宁适听了母亲的教导,发愤读书,考中进士,这时李氏才高兴。李氏亡故,任布对宁适说:以前没有推荐你,是尊重你母亲的志向,现在荐举你,表明你跟我的亲生儿子一样,请你不要推辞了。宁适鉴于继父的诚恳,出去做官。待到任布死,宁适如同亲生父亲故世一样,解职服丧。后来奏闻朝廷,复姓归宗,但宁、任两家欢好如初,世为婚姻(《邵氏闻见录》)。李氏一身兼顾宁、任二家,有信念,善教子,终如其愿。    

  刘湜,彭城人,家境贫寒,父亲早死,母亲改嫁给一个当兵的。刘湜读书中进士,做官,想到母亲,于是穿着朝服,到兵士家把母亲迎回家中孝养。后来做广州太守,在任二年,以故乡有老母,要求内徙,皇帝体谅他的感情,将他调任徐州太守。他回到家乡,得以侍奉母亲(《宋史·刘湜传》)。这位老妇人前半生艰辛,后半世饶裕。离开兵士家时,记载未言她的后夫,可能已不在世了,否则刘湜对他什么态度,应有交待的。    

  《岳阳楼记》的作者范仲淹,苏州吴县人,两岁时丧父,母亲带着他再嫁朱姓,朱家管他叫朱说。    

  范仲淹与朱氏兄弟一同读书,考中明经科的学究科,继父和异姓兄弟待他一定不错。范仲淹长大,知道自己的身世,感谢母亲的抚养,拜别朱家,外出求学,考中进士,当了广德军司理参军,于是迎接母亲到家中奉养,恢复自家姓氏,用了后来通行的名字。范仲淹对待母亲很孝顺,母亲故世,辞官守丧。他经常回忆母亲生前的情况,因她在世时家庭经济不宽裕。后来虽然富贵了,但不愿奢侈。不来客人,家里不吃肉,妻子的衣食,以温饱为满足。可是对待亲友却乐于帮助。他捐田建设范氏义庄,赡养同宗族的亲人(《宋史·范仲淹传》)。    

  杜衍有一段父死母嫁的痛苦生活。杜衍是山阴人,父亲杜遂良官尚书度支员外郎。他是遗腹子,母亲改嫁河阳钱姓,他从小跟祖父生活。长到十五六岁,同母的两个哥哥以为杜衍的母亲改嫁,一定把财物带到新夫家去了,向杜衍要钱财,杜衍哪有金钱来应付,被哥哥用剑砍伤脑袋,不得已到河阳投奔母亲。但钱姓继父不同于宁适的继父任布,根本不愿收留他,他只好在外流浪,后来得人资助才读书中进士(司马光《涑水记闻》卷十)。    

  宋仁宗张贵妃之父张尧封,进士,任石州推官,早死,遗下妻子钱氏、女儿(张贵妃)和庶子化基。钱氏要求张氏族人帮助,遭到拒绝,钱氏无法生活,把女儿卖给齐国大长公主家为歌舞伎,自己改嫁蹇氏,生子守和。公主家把张贵妃送进宫中,由仙韶部宫人贾氏教养,当仁宗在皇后宫中饮酒时,张贵妃以俳优演奏,被仁宗赏识,以后大受宠爱,封贵妃,乃父被追封为清河郡王,钱氏受封为齐国夫人,张贵妃兄化基、异父同母弟蹇守和,均得官(《涑水记闻》卷八、《宋史·张贵妃传》)。这是孤儿寡母陷于卑贱生活,因偶然机会而得皇帝恩赏,生活从地下升到天上的。    

  王博文,曹州济阴人,祖父王谏曾任两京作坊副使。    

  他幼年丧父,母亲张氏改嫁韩姓。博文好学,中进士,历官地方上的知州、转运使和中央的殿中侍御史。他认为“子无绝母礼”,母亲虽改嫁离去,并不妨碍向朝廷给她请封号。母亲死时,他正在做开封府判官,认为应当像对待没有再嫁的母亲一样,给她服丧,于是向政府请求,解官持服,获准后守丧,除服了才又出来做官(《宋史·王博文传》)。    

  类似王博文为改嫁母守孝的还有一个郭稹。郭稹年幼丧父,母亲边氏改嫁王姓,生有儿子。郭稹中进士,“学问通博”,“文思敏赡”,官刑部员外郎、集贤校理。母边氏死,要求解官服丧。礼官宋祁认为郭稹的服丧是过分行为,因为边氏到王家生有儿子,已有人给她戴孝,而郭稹没有叔伯兄弟,郭家靠他一人承祠,不应当为出嫁母守孝了。宋仁宗就此事令群臣议奏,侍御史刘夔认为若儿子不为出嫁母亲守丧,则是他们间的关系如同道路上不相认识的人,“则必亏损名教,上玷孝治”,因此应当同意他的要求。仁宗最后也准许郭稹解职,以实现他的守孝意愿(《宋史·礼志》、《宋史·郭稹传》)。    

  这些孤儿寡母间的相互关系和生活实践,使我们有一个鲜明的感觉,即儿女对寡母的改嫁,通情达理,毫无怨恨,爱护尊重,生养死葬,惟恐不得尽意,惟恐老人心情不舒畅。这些儿女,多是读书人,中进士,为官作宦,有的至参知政事,有的是贵妃。他们丝毫不以母亲改嫁为耻,却以迎养再嫁母为应尽的义务,为人子之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束缚寡妇的思想他们是没有的,事实上也是不承认的。母子、母女的关系,是天然的关系,是任何情况下也改不了的,也得承认的。刘湜、范仲淹、杜衍、张贵妃、王博文、郭稹等人对改嫁母的态度是合于人性的。他们体贴母亲的苦衷,谅解她不守寡的处境和原因,反而产生使她们晚年幸福的强烈愿望,在条件许可时加以实现。事实表明,“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观念在北宋还没有什么市场,待到南宋逐渐成为人们的行动准则之后,社会对于寡妇的压迫更重了,实际上这对孤儿也不利,也是他们的灾难。    

  随着“失节事大”观念的流行,对于为再嫁母的守孝制度,朝廷和民间产生了不同的态度。民间尊重出嫁母的大有人在,元代池州人李鹏飞,生母姚氏是妾,受正妻欺凌,出嫁蕲州罗田朱姓。鹏飞长到19岁,知道生母情形,决心去寻找,找了三年才见到。这时朱家正患流行病,鹏飞把母亲接到家中,奉养一个时期又送回朱家,然后经常去探视,母亲死后,每年带领子孙去祭祀(《元史·李鹏飞传》)。政府的态度同民间不一样,变化了。明朝初年,进士王希曾再嫁的母亲任氏死了,他请求守三年的丧,明太祖令臣下讨论,礼部尚书李原名认为,“希曾之母既已失节”,不应当守制三年,只服一年就够了,明太祖同意了他的意见,王希曾的愿望没有实现(《续通典·礼典》、《明史·李原名传》)。为出嫁母守孝观念和制度的变化,显示道学家的伦理观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丧失人性,越来越不利于孤儿孀妇,说明封建制度更加反动。由于明清以来严重歧视再婚的妇女,子女不愿意寡母再嫁,而从行动上加以阻挠,及至母亲再婚了,觉得受人歧视,因而对母亲有看法,不亲近。这样轻视再嫁母亲的思想流传开来,很难消除,时至今日,不少青年反对父母再婚,手段恶劣,乃至迫使业已再婚的分离,造成老人晚年的不幸。从这个现实看,这些人的行为和思想远不及好几百年以前的范仲淹等人,不能不说其行为不当,思想陈腐。    

  一般来讲,男子对于妻子的前夫有一种本能的忌妒,而对妻子带来的前夫的子女则态度不一。有的像任布那样,视之如同自己的亲生儿女,甚或因怜悯之心,超过对己子的待遇;但也有如杜衍继父钱某式的,视妻子前夫的儿子为累赘,拒不收留,或者加以虐待。任布类型的丈夫有男子汉的宽厚胸怀,尊重妻子,从而及于她与前夫所生的儿子,把抚养和教育他们作为自己的责任。妻子见丈夫如此尊重自己和爱护孩子,必然增强对丈夫的敬爱,因此夫妻感情深厚,生活必定美满,会是一个幸福家庭。反之,虐待妻子的前夫子女,妻子心里痛苦,很难增进对后夫的感情,后夫的这种态度还会影响到他的子女与带来的子女的关系,这种家庭难于和睦。男子对于妻子前夫子女的态度,关系着全家生活状态,善于处理的人才会得到幸福生活。而善待妻子前夫的子女,承担抚养义务,是道德高尚的表现。任布类型的后夫对待妻子前夫儿子的热忱负责精神,虽然古往今来屡见不鲜,但是仍值得推崇,因为杜衍继父钱某那样的人也不少见,发扬前者,以杜绝后者,提高我们民族的道德水平。    

  异父母的兄弟姊妹如何相处,这也是处理好家庭关系的重要内容。张皇妃在得到宋仁宗宠幸后,有条件照顾家人,对同父异母的哥哥和同母异父的弟弟一样给予恩惠,不歧视异父兄弟,把他们看作一家人,实属难得,也是好品质。    

  处理好妻子前夫子女的关系,处理好异父兄弟姊妹关系,要有一个思想前提,就是承认妇女再婚的正当性,对她们的再婚给予同情、支持,至少要谅解,克服烈女不嫁二夫的腐朽思想。把妇女二次婚姻看成是正常现象,对她的前夫子女就不会另眼看待了,“拖油瓶”之类的观念就不会存在了,家庭关系就会处理好了。    

  总括全篇所要说的意思:子女尊重再嫁母亲,异父的兄弟姊妹相互爱护,丈夫抚养妻子的前夫子女,是处理家庭人际关系的正确态度,反映道德品质的高尚,是我们民族的一种良好文化传统,需要今人很好地继承和发扬。      

 第十节 秦汉以降的家庭结构

  历史上家庭结构和家内人际关系是个大题目,作一部有相当分量的专书也不一定说得清楚。讲家庭结构更需要统计资料,梁方仲据二十四史等载籍整理的《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对它的研究很有用,但也很不够用。这篇小文只是就笔者掌握的资料,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了。    

  家庭结构的内容,包含家庭规模、成员和主体。孟子讲“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是说一般人的家庭是八口人。同时期李悝在计算普通人家庭经济时说:“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汉书·食货志》)又是说一家是五口人。秦汉以后,人们讲到家庭人口,或说“八口之家”,或说“五口之家”,大体上可以这样说:秦汉以来家庭人口在八口左右,或五口上下,换句话说,一般家庭是五至八个人。    

  商鞅变法,强令有两个成年男子的家庭分居,故秦汉以后,大量出现五口左右的家庭。贾谊说:秦朝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借父耰锄,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有谇语”(《汉书·贾谊传》)。这是说有家产的父子分开过,各自组织家庭,没有家产的,儿子离开家庭,剩下父母。父子分家,相当彻底,从财产的严格所有权上分辨最清楚,儿子不愿意向父亲借农具,害怕父亲表现出施恩的脸色,而使自己处于难堪的地位。同样,母亲到儿子家拿笤帚畚箕一用,竟会遭到责嚷。这些做法和心理无不表明父子是分得一清二楚的两家人。晁错讲到汉朝农民的痛苦,说:“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汉书·食货志》)以五口之家举例,理应表明当时五口人家的普遍性。两汉政府实行举孝廉政策,要把地方上著名的“孝悌、有行义”的人吸收到政府中来(《汉书·宣帝纪》)。被举的孝廉既是实行孝道的模范,与父母同居应是当然的前提,但是东汉产生“察孝廉,父别居”的民谣(葛洪《抱朴子·外篇·审举》)。孝廉尚且同父母分居,其他的可想而知了。社会的现实是成亲的儿子与父母在一起生活的不多。而在一起的家庭,有时会受到社会的敬重,如西汉末年刘秀舅氏樊重、樊宏家庭“三世共财”,被视为“礼仪恩德行于乡里”之家(《后汉书·樊宏传》)。此种礼敬恰说明这类家庭的稀少。    

  南北朝以后父子分家的现象也很普遍。刘宋时周朗说:“今士大夫以下,父母在而兄弟异计,十家而七矣;庶民父子殊产,亦八家而五矣。”(《宋书·周朗传》)无论是士大夫、平民,多达百分之六七十的家庭是父子析居的,正因此聚居成为可贵的事,刘宋酉阳县人董阳“三世同居,外无异门,内无异烟”,被政府表彰为“笃行董氏之闾”,蠲免赋役(《南史·孝义传》)。隋代,四川、陕西南部的庶民之家,“父子率多异居”(《隋书·地理志》)。江南民间大体也是父子分开过。而在岭南,父子不但析居,如果父亲贫穷,还有卖身于儿子的现象(《隋书·地理志》)。四川、陕南子孙与父祖别籍异财的现象继续到宋代。可能是异居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北宋政府加以乾预,宋太祖开宝元年(968)令地方官劝谕父子共居,否则治罪(《续资治通鉴长编》开宝元年六月癸亥条)。次年更下令,有违犯的处以死刑(同上,二年八月丁亥条)。政府的决心正说明析居问题的严重。    

  五口之家应是父子分离后的家庭,其成员为丈夫、妻子和他们的未成年的儿女,间有未成年的弟或妹,基本上是两代人,其中以夫妻为家庭的主体,丈夫是家庭的主宰。这类家庭也可能有鳏父,或寡母,从而组成三代家庭,但仍以第二代夫妇为家庭主体,第二代男性为实际家长。这种家庭排斥已婚的兄弟在一起,历朝政府所表彰的“三世同财”,主要是兄弟同居共爨(cuàn),那是另一类型的家庭。    

  八口之家基本上是三代人,若第二代有兄弟妯娌,第一代男性在,则为家长,主体仍在第二代。丧失父母,兄弟妯娌很少在一起的,这样的八口之家罕见。下面我们将有机会说到一些事例,这里不赘。    

  五口之家,八口之家,在成员多寡、家长等方面有区别,以壮年夫妇为主乾则是共同的。它们的成员数额差别不大,血统上不过两三代,到四代的甚少。五口之家是小家庭,八口之家是中小型家庭,与五口之家接近,之所以不称为大家庭,因为还有“百口之家”的真正大家庭存在。    

  历史上不乏百口之家,或自称,或被人称为“百口之家”的家庭,多是贵族、官僚之家。成员包括三代以上的血缘亲属,其中至少在一代人中有兄弟妯娌成分。如以四世同堂来说,第一代可能没有兄弟、妯娌,第二代、三代必然会有。这个家庭不仅有男女主人,还有男女奴仆,还会有寄食的姻亲,所以又说是“尊卑百口”。它的家长,在贵胄之家是有爵位的人,在百官之家,一般是官职高的长辈,在这里官职重要,但不是绝对的。如北宋初年,王溥官至宰相,其父王祚虽只做过刺史、防御使,但家庭中仍以王祚为主,百官到王府拜见宰相王溥,王祚每每作主人招待客人,坐主人席,王溥在左右侍候,客人哪能安心,每当王溥让酒,客人离席告罪,可是王祚却说:这是小东汉庖厨石刻像犬,诸位请不要起身,安心受他的敬酒(《宋史·王溥传》)。尊为宰相的王溥在家中不是家长。百口之家是大家庭,它与宗族同爨的还有所不同。民间几世同居的,成员可以多到几十几百,历史上不称它为“百口之家”,以别于贵胄官僚家庭。这种同宗义居,也是大家庭,不过更确切地说应是宗族家庭。    

  概括起来,秦汉以来的古代家庭,有三种类型。一是小家庭,以一夫一妻为主乾;二是中小型家庭,以有父母、子媳共居为特征的人口不是很多的家庭;三是贵族官僚的大家庭,少量存在的宗族家庭是大家庭的变形。小型和中小型家庭的数量远远多于大家庭,而小家庭比中小型家庭还要发达。    

  何以小家庭、中小型家庭多?这与家内矛盾的发展有关系。在家庭中,家长是主宰,家庭财产为他所有,子女是他的财产,甚至妻子也是,他支配家庭经济,督率子弟经营生产,子弟的收入交家长,而家属不能随便动用家庭财产。家长对子女有处罚权,送审权,有时候还有杀子权。    

  子孙要尽孝,以家长的意志为意志,是非为是非。这样在家庭内部分为管制与被管制两种人,两者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冲突,要出现家属反对家长的斗争,所以历史上家内不和是常见现象。    

  汉宣帝元康年间(公元前65~前62年),有一年统计,民间子弟杀死父兄、妻子杀害丈夫的,共有222人。这一年宣帝和后将军赵充国商议攻打匈奴,丞相魏相表示反对,理由之一是民间不稳定,论据就是上述凶杀案,他认为不是“小变”,应高度注意,把整理内部当作急务,而不应忙着攻打匈奴(《汉书·魏相传》)。政府把事情看得那么严重,一点也不过分,没有激烈的冲突,父子夫妻下不了手自相残杀。    

  南北朝时期,南阳有个富翁死了,“诸子争财,兄遂杀弟”(《颜之推《颜氏家训·治家》)。如果这个富人生前给儿子们分了家,倒不至于有分财矛盾,以至骨肉相残。萧梁有个中书舍人,待家人极严刻,妻妾被迫买通了刺客,乘他醉时把他杀了(同上)。南宋朱熹在一份奏札里说,他见近年判的案子,对“以妻杀夫”,“以族子杀族父”,“以地客杀地主”,都处刑过轻,不要偿命,只是流放,这就犯了失出的错误(《朱子大全·戊申延和奏札一》)可见当时妻子杀丈夫的事情不少。    

  家人相杀,是家内矛盾严重的表现,大多数是家属对家长来的。家属之间也有不少矛盾,如婆媳、妯娌、姑嫂之间经常会有龃龉。后娘与前妻之子、前夫儿子与后夫儿子之间也有隔阂。后娘对前妻子女视之如己出的,虽不乏其人,但虐待的也多,所以社会上对后娘往往没有好看法,后娘也觉得难于做人。如唐代崔衍少年时受继母李氏虐待,他的父亲左丞崔伦出使吐蕃,崔衍也当了富平尉,崔伦出使归来,李氏故意穿破衣裳,等到丈夫问原因,说崔衍不给她衣着饮食,崔伦信以为真,责打儿子,还是崔衍的叔父崔殷说明真相,才使他父亲明白过来。崔衍在父亲死后,对李氏及异母弟崔合却很好,崔合借债,总替他偿还,以至官做到刺史,而“妻子衣食无所余”(《旧唐书·崔衍传》)。这是一好一坏才没有激化矛盾。家庭规模大,人际关系复杂,冲突就多,甚至于激化,有的人为理好家,过好日子,不愿意要大家庭,小家庭必然会增多。    

  嘉峪关魏晋墓壁画中的上食妇女家庭析居的积极者是谁呢?首先不是家长,其次不是母亲,而是儿子夫妇,兄弟夫妇,尤以妇女为主。如东汉陈留人李充家庭,李充已娶妻,母亲健在,兄弟六人,他是弟弟,想来还有嫂子。家里很穷,衣服不能每人备办,只能轮着穿。他的妻子私下跟他说:家里穷成这个样子,也维持不下去,我有私房钱,我们不如要求分开来过,解决我们的生活问题。李充假意答应,说要请客分家,妻子高高兴兴地办了酒席。客人到齐了,李充跪在母亲面前说:媳妇不懂道理,叫我和母亲、哥哥分开过,这样的妻子我不能要了,说着就把妻子休回娘家。这个家当然没有分,李充成了有义行的人,可是主动要求分离的妻子却遭了罪。东汉汝南召阳人缪肜,兄弟四人,各娶妻子,他是老大,兄弟们年幼时就死去父母,他是家长。几个弟媳要求析产,妯娌之间也经常吵嘴。缪肜不知怎样才能维持这个家庭,一天把门关上,自打自责:“缪肜,汝修身谨行,学圣人之法,将以齐整风俗,奈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弟和弟妹们见长兄如此难过,不敢再要求分家了(《后汉书·独行传》)。到隋末,饶阳人刘君长的反对分家跟前述李充如同是一个模子出来的。他有一个累代共财的家庭,时值农民战争的混乱时期,缺少粮食,他的妻子想分家,要想说服丈夫,就把院里各个树上的雏鸟放到一个窠里,这样诸鸟争斗鸣叫,她说:现在天下大乱,禽鸟都不能相容,何况人呢,还是分家吧。刘君长听了妻子的话,分出来单独过活。一个月后,他觉得不对劲,指责妻子是“破家贼”,赶出家门,又同堂兄弟们一起生活去了(《旧唐书·刘君长传》)。元代辽阳人郭全是老大,兄弟五人,各有妻室,他的弟弟、弟妹全都要求分家,他不会做缪肜那样感动人的事,只好分家了(《元史·郭全传》)。上述事实说明,处于儿媳、弟媳地位的妇女是分家的重要推动力。    

  古时人早认识这一点。浦江义门郑氏宗族的家长郑濂,回答明太祖朱元璋所问的能够同居共爨的原因是,“惟不听妇人言耳”(《明史·郑濂传》),就是讲不理睬妇人的分家要求。儿媳、弟媳要求分居另过有其道理,她们在夫家是外来人,与这个家庭没有血缘联系,本来并不亲近,在妯娌之间也没有血缘关系,加之其他利害矛盾,很难产生亲密感情,所以不愿一起生活,要求各过各的,反倒会相处得好。    

  影响家庭规模和类型的因素,还在于历代政府的政策。各朝政策,是鼓励分居还是同居,时有变化,也互相矛盾,但对民众都起作用。商鞅变法,“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史记·商君传》),谁也不愿意出加倍的重赋,于是父子、兄弟分家,就出现了前述贾谊描绘的那种情形,家庭规模明显地变小了。隋文帝实行大索貌阅的户籍政策时,“大功已下,兼令析籍,各为户头,以防容隐”(《隋书·食货志》),堂兄弟必须分家,大家庭减少了。    

  商鞅、隋文帝的政策导致家庭化小。有的朝代又反对血缘近亲分家,唐律规定,如祖父母、父母在世,子孙自立户头,分财自过,要各受三年徒刑,如果是祖父母、父母提议分家的,祖父母、父母要各受两年徒刑(《唐律疏议·户婚·子孙不得别籍》)。明朝沿袭了唐朝的律条,也即坚持子孙不得要求分家的规定。至于像前述宋太祖两次下诏令反对子孙别籍异财,则更是屡见不鲜,如辽圣宗统和元年(893)诏谕,“民间有父母在,别籍异居者,听邻里觉察,坐之”(《辽史·圣宗纪》)。事例繁多,不必一一列举。这类法律、诏令禁止父子分家,也起一定作用,但民间私下进行,子孙要分家,父祖不告发,并不治罪,所以它并不能完全阻止父子分家现象的发生。历朝政府反对隐匿人口,增加赋役收入,要求民间父子异居,可是父子析产后容易出现老人无人承养的社会问题,也不符合孝义伦理,因此又要求父子祖孙共财,于是根据当时的需要,采取相应的政策。在不同的政策下,就影响到民间父子祖孙的分离与结合,家庭类型与规模遂发生相应的变化。    

  我们研究古代家庭结构,觉得澄清了一种看法,过去知道历朝政府旌表义门,知道贵胄官僚的百口之家,容易产生古代大家庭数量多的误解,其实古代以小家庭、中小型家庭为多,真正的大家庭并不很多。清除错觉,明白一夫一妻为主体的家庭有其悠久的历史。    

  小家庭,容易使其成员明了其家庭责任,明了家庭地位与其切身利害关系,比在大家庭中关心家庭的发展,从而加强责任感,为家业的兴旺去作相应的努力,所以小家庭比大家庭激发人去创造。这不仅对家庭本身有利,对整个社会也是有益的。    

  促进社会小家庭化,妇女有很大功绩。过往我们较多地看到女子被压迫的一面,是正确的,同时还应看到她们创造性的一面,她们作为历史主人的一面,研究家庭史使我们懂得了这一点。    

  看到小家庭为主的事实,只是了解历史上家庭状况的一个侧面。大家庭虽然数量不多,但却是古代家庭封建性质的体现。这类家庭最讲究封建礼法,束缚子孙与女子最严,向政府输送官员,是政府的支柱。因此,人们讲到古代家庭,就以封建大家庭为例,是有一定道理的。大家庭既然最反映古代家庭的性质,研究古代家庭史就必须给予应有的关注,否则不会有科学的说明。      

 第十一节 古人的分家

  谈到分家,就要明了财产继承和分家的方法。这里的几个古人分家的事例,就涉及人们容易提出的分家中的问题。    

  陆贾,刘邦的谋士,出使南越,完满成功,得封为太中大夫。吕后当政时退职,到雍州好畤县定居,想到身后事,就给儿子们分家产。他出使南越时,南越王赵佗送他价值二千金的礼物,这时他拿出一千金,给他的五个儿子每人二百金,令他们自谋职业独立生活。他自己留有所乘坐的车骑,从事歌唱音乐的侍者十人,价值百金的宝剑。    

  他向儿子们宣布:如今与你们约定,我轮换到你们家里去,每人十天,然后换一家,我还要出游,到朋友家去,因此一年也不过到你们每个人家去两次。我去谁家,谁供给饭食,还要养活侍从和喂养牲口。我的饮食一定要上好的,蔬菜、鱼肉要新鲜的,得让我满意。反正我去你们那里的日子也不多,也不让你们为我太劳累了。将来,我死在你们谁家,宝剑、车马、侍从就归谁所有(《汉书·陆贾传》)。陆贾把财产分给男儿,留下一部分自用,并对这一部分的未来所有权也作了预先的安排,如同写了遗嘱。分配财产的同时,要求儿子们尽义务:要孝敬他。自分家后,他的儿子们各自成立小家庭,轮留供奉父亲饮食。陆贾安排后事早,后来进长安给丞相陈平出谋划策,反对吕氏,汉文帝即位后,又奉命出使南越,寿终时不知是在哪个儿子家里。    

  西晋初年,乐陵郡公、司徒石苞有六个儿子,长子早亡,老儿子石崇。临终前他给诸子分家产,一一分派停当,惟独没有石崇的份,石崇母亲提醒他,还有老六哩,石苞说:我不是忘了他,别以为这孩子年岁小,我看得出来,他以后能挣家业,所以就不给他了。“知子莫如父”,石崇长成后,官至荆州刺史、鹰扬将军,果然大富,有“水碓三十余区,苍头八百余人,他珍宝货贿田宅称是”,“后房百数,皆曳纨绣,珥金翠”。他与王恺斗富,成为历史上出名的豪奢事件(《晋书·石苞、石崇传》)。石苞的分家与陆贾的有所不同,给儿子的财产因人而异,且不听妻子的意见。石苞遗言,要求薄葬:用平常穿的衣服装殓,不要反复穿裹,墓内不设床帐明器,墓外不起坟,不种树。    

  姚崇画像姚崇,与宋璟同是唐玄宗开元年间的名相,他的分遗产方法学自陆贾和石苞。他看到前辈达官贵人身死之后,子孙不能理家,所有财产都不认真经理,以致毁弃,有的子孙为争家财,尺寸不让,乃至打官司,家破名败。他为避免这种情形在自家出现,觉得陆贾、石苞在世时分配财产,以杜绝后世之争的办法好,于是把田园分给三个儿子,并写了遗嘱,说明分配资财的原因,并料理自身的丧葬事务。他也主张薄葬,叫子孙只给他用常服装殓,不要紫色玉带。他不信佛,只允许子孙请僧人念经,规模要小,并用随身衣服作布施,不得用余钱做这类无益的事。另外,他还给了侄儿一部分财产。《旧唐书》讲到他的析产,说“先分其田园,令诸子侄各守其分”(《姚崇传》)。    

  明代后期,山东诸城人贡生高晓,有七个儿子,在世时给他们分家产,每人30亩田,但到他死时,小儿子没有如实得到,儿子中的高廷芳把他分到的那一份转让给小弟弟(方苞《望溪先生文集·高仲芝墓表》)。同时期,江南无锡人华效复病危之际,作了家事的安排,他有150亩地,三个孩子,每人分三分之一(《华氏传芳集·通奉大夫雍明府君宗谱传》)。    

  陆贾、石苞、姚崇等人的分家产,都是他们在世时进行的,这是分家的一种方式,即由家长主持。产业由其创造,分配时随其主张,诸子很少能反对的,这样分家时比较顺利,少发生纠纷。这种分法给家长也留一份养老财产,包括殡葬费也留足了,死后一般不会发生意外,等于自己发送自己,倒不会使子孙滞留不葬。这个分法传诸后世,时至今日,诸子分过,老人轮换去吃派饭的做法,即保留了它的一部分内容。    

  另一种历史上常见的分家方法,是兄弟们在父亲故世后自行分家,不过要请至亲长辈来主持,或做证人。东汉时会稽阳羡人许武,有两个弟弟许宴、许普。他向弟弟提出分开过,得到了同意,他就把家产分成三份,而每份的价值不一样,他首先要了有好田、大宅、强壮奴婢的那一份,把劣田、小宅、体弱奴婢的两份推给了弟弟,许宴、许普也都无异议地接受了。许武以所得的财力从事经营,没几年资产扩充为原来的三倍。他的邻居对许武的分家法看不惯,鄙视他的贪婪,赞扬他的弟弟们的容让精神。舆论就这样形成了,许宴、许普因而被郡太守选举为孝廉,出了名。这时许武请来家亲,哭着说:我不像做兄长的样子,主持分家乾出那种丑事。其实我是因为两位弟弟都成年了,还没有荣禄,我想用那种分家法,给他们创造获得好名声的机会,今天果然得到了,我的名誉因而毁掉了也不要紧。现在我宣布,我把原来分的家财以及因此而扩充的产业,全部给我两位弟弟,表明我的原来想法。他说到做到,于是远方的近处的人都称赞他的义行,太守第五伦把他举为孝廉,他后来官做到长乐少府(《后汉书·许荆传》)。许武这样做,是故意制造分家产的不公平,作为取得名誉的手段。    

  在分家中义让的人史不绝书。明代吴江人曹大武兄弟九人,他出继伯父,伯父有田900多亩,理所当然由他继承,但是他八个弟弟在本生父亲家里所能接受的田地少,为照顾同胞,他要求祖父允许把他应接受的遗产共同分配,于是他只承继了300亩田(乾隆《震泽县志·别录》引茅坤文)。    

  以上两种分家法,对于财产的根本原则是同一的,就是诸子平均分配,不管少长,得到的都一般多,换句话说,父亲的儿子,都有同等的权利继承父亲的遗产。不仅上述事例说明了这一点,法律也作了同样的规定。如元律就有《诸子均分财产》的条文,见于《元典章》卷十九《户部·家财》。这里所说的儿子是指正妻生育的,对于妾生的儿子,同样允许参加分配,元代就有“同亲过继男与庶生子均分家财”的规定。没有妾的名分的奴婢生的儿子也可以分得一部分财产,当然没有嫡生子多。如元代大名路人孙平有嫡子孙成,婢生子孙伴哥,孙平死后,孙成与孙伴哥为分遗产而打官司,政府判决,孙成得家产十分之八,孙伴哥得余下的十分之二(《元典章·户部·家产·补庶分家产例》)。只要是父亲血缘的人,都有财产继承权,至于继承多少,基本上是平均分配。在继承政治遗产上则有较大区别,在汉人当政的朝代,嫡庶长幼的名分观念很强,在嗣爵上,嫡子特别是嫡长子有优先权。    

  女儿有无财产继承权呢?上述事例都没有涉及,显然是没有份的,即没有资格继承娘家财产。女儿出嫁叫“于归”,就是婆家的人了,同娘家已经脱离家庭成员的关系,从而失去财产继承权。娘家给女儿财产,是在出嫁的时候给嫁妆,给的多少根据家庭经济情况,以不损害家庭经济为原则。有的娘家给的很多,甚至给田产,但这是陪嫁,为使女儿在婆家有地位,而不是分遗产。有的对女儿偏心,多给一点嫁妆,如元代福建莆田黄某,“爱其女,尽以腴田嫁之”。黄某没有儿子,以黄已为嗣子,他想把财产多给女儿一些,只有趁出嫁时陪嫁,否则以后就没有理由再给了(宋濂《宋学士文集·朝京稿·莆田黄府君墓志铭》)。也有给女儿分家产的,那是个别的例外。如脍炙人口的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婚姻故事中,文君随相如出走,其父卓王孙生气,连嫁妆都不给,在相如文君夫妇开酒馆亲自佣作之时,卓王孙认为有辱家门太甚,才给文君僮百人,钱百万,及其初嫁时衣被财物,打发他们到了成都。这是迫不得已给一些钱,还不是分家产性质。后来司马相如受汉武帝重用,以中郎将身份出使西夷,蜀人以有相如为光荣的时候,卓王孙对相如刮目相看,悔恨女儿这门亲事来得晚了,于是重新给文君家产,与给儿子的一般多(《史记·司马相如传》)。这一次给钱,具有分家性质,但其所以给家产,并非女儿有这种权利,而是为了巴结女婿女儿,所以它没有什么普遍性,在女子与娘家遗产关系上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杨宇翔绘分家后父子关系图寡妇对丈夫遗产的继承问题比较复杂,要区别情况处理,明人吕坤在《实政录》卷三《恶风十戒》中说明得较详细。它所叙述的处理原则是:在一个有财产的人家,丈夫死了,孀妇有儿子,全部继承丈夫产业,这种继承,实际上是儿子继承,产权在儿子名下,寡母并无所有权,只是在儿子未成年时由其掌握;若本身无子,而有丈夫在世时收养的儿子,寡妇和养子接受遗产的三分之一,另三分之二给丈夫血缘男性近亲平分;若无养子,而有女儿,也是继承三分之一,以便同女儿往来;若全无子女,就给寡妇留下200亩田,让她可以生存;孀妇坚持寡居,她所继承的遗产可以变卖度日,可以出借给人;孀妇如果改嫁,不得带走原夫的遗产。这些情况归结起来,是嫠妇可以继承丈夫一小部分遗产,目的是维持其守寡期间的生活,使她作为丈夫的人而存在,死去的丈夫才有义务养活她,她一改嫁就失去原来的夫妻名分,所以就不能享有遗产继承权。    

  总结一下中国历史上的分家法和继承制,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一句话,即诸子平均继承制。    

  这种继承制度使财产不断分散。一份已经集中的财产,一代人一代人地平均分下去,要不了几代,再继承的话已经没有多少财物了。明人温以介母亲陆氏问儿子:我们宗族为什么穷人多?儿子分析说:祖上葵轩公有田1600亩,分给四个儿子,至今传到第六代,每一代分一次家,传到我们这一代,不用说是人丁多、财产少了(《温氏母训》,见《学海类编》第三十六册)。温氏在葵轩时代是大地主,四个儿子各得400亩田,也是大地主,第三代每房若还是各有四兄弟,所得不过100亩,就是中等田主了,第四代则落为一般农民,第五代基本上是没有土地的贫民了。这样的分家方法,使小生产者增多。在中国历史上自耕的小农很多,其来源之一就是通过分家从富有者行列里分化出来的。人们的贫富分化,当然与剥削制度关系密切,但同财产继承制的关系也很大。我们分析中国历史的演进过程,不宜忽视这一点。    

  父祖给子孙分家,就出现一个老人赡养的问题,这在分家中是要明确的。陆贾轮流到诸子家吃饭的办法是常见的,老人不跟一个儿子固定生活,哪一个儿子都有赡养义务,老人也不偏向哪一个。另一种常见办法是分家时给自己留有一部分财产,以便晚年生活和死后丧葬费用,老人单独生活,不要诸子养活,免去了赡养与否的家内矛盾。这是一种好的分家法,只在有钱人家才能做得到,要不然的话,诸子分不到什么财产,老人怎么可能留下很多财物呢?当然在经济不宽裕的人家也有采用这个办法的,但绝不是极贫之家的。分家后老人在诸子中选择一个儿子,同他一起生活,这也是人们采用的一个方法。在以孝治天下的古代社会,总的精神是不强调分家,社会把子孙赡养父祖视为当然的事,人们重视的是子孙如何晨昏定省,如何注意老人的衣食,孝道讲了一大堆。而在实际问题上,如父子如何分家,分家后如何赡养老人,却不见有多少记载,看来古人不甚讲究赡养方法。孝道淹没了赡养法,是古人重义理不重践履的毛病,令人生叹。    

  前面说到的事实中,有人在分家时让产,照顾兄弟侄儿,就是因为这种“义让”,才在史书上留名。如此表彰他们,说明义让的事情如同凤毛麟角,是偶然现象,而分家时争多嫌少的现象却很普遍,不过那时有个规矩,分家要请同宗尊长来主持和仲裁,娘舅往往也充当这个角色,以减少分家中的争财矛盾。财产有实用价值,讲孝义的古代中国人,也不能不实际了,不能不在它的面前露出占有的眼神。史书留下来的义让典型不可不知,但我们要研究的应是分家中的普遍现象,找一找私有制社会分配遗产的规律。    

  今天人们看出古人分家中一个怪现象,就是拒绝妇女的继承权。女儿与家产继承无关,遗孀也没有份,这在当时是天经地义的,其实是极不合理的,这是排斥妇女的社会制度造成的。那么,女子享有父亲遗产的继承权,无疑是一种社会进步。为了它的真正实现,人们还要努力,还要同歧视妇女的思想和行为作斗争。      

 第十二节 范氏义庄的公产生活

  清代武进吴氏家族有一首作为祖训的歌谣:“子孙贵盛,家门之幸。当思范公,顾恤同宗。”(民国武进《吴氏宗谱·家训·先祖明训》)意思是要学习范仲淹设立义庄,照顾同宗族的人。范仲淹创设义庄,成为后世崇信宗族制度者的楷模,把设置义庄作为无比崇高的境界。然则在义庄里人们是怎样生活的呢?是那样美满幸福吗?范仲淹画像范仲淹,我们在《北宋几位再婚妇女的生活》篇中已作了简单介绍,他是苏州人,幼年随母改嫁去朱姓家,后来官至参知政事。富贵了,大约是想起幼年家族中无人抚恤他的痛苦,于皇佑二年(1050)在原籍建立义庄,以1000多亩的地租赡养同宗族的成员,遂成为中国历史上首创义庄的人。他给义庄订立章程,规范族人的生活。他故世后,二儿子宰相范纯仁、三儿子尚书右丞范纯礼等又续增规条,使义庄维持下去。宋金战争中范氏义庄遭到一些破坏,南宋时左司谏、侍讲范之柔加以整顿恢复。以后田亩时有损益,如明末范允临捐助田100亩,清前期大同知府范瑶增置1000亩,到宣统中有田5300亩(民国《吴县·志义庄》)。范氏义庄有八九百年的漫长历史,在中国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范仲淹父子通过义庄给族人所规划的经济生活有如下方面:    

  (1)领口粮:凡是族人,每天可以领1升白米的口粮,粮是一月一领,即每次领3斗。米要保证是白米,如果是糙米,加领二成。每一房还可以领一个奴婢的口粮。    

  仆人有儿女,在范家服役15年,年龄已到50岁的,也按口领米。范家子弟有外出做官的,不能领口粮,但如丁懮、候选在家,或者在边疆做官而将家属留在乡里的,照常支领口粮。    

  (2)领衣料:每年冬天,一人领绢1匹,5~10岁的儿童领半匹。    

  (3)领婚姻费:凡嫁女的领钱30贯,这个女子若第二次出嫁,再领20贯。凡娶媳妇的领钱20贯,若第二次娶亲就不能再领了。    

  (4)领丧葬费:族人死了,按其辈分领取安葬费,尊长丧支领25贯,次长丧15贯,19岁以下卑幼丧7贯,15岁以下3贯、11岁以下2贯,7岁以下及奴婢均不能领取。    

  (5)领科举费:族人取得大比资格的,可领路费10贯,第二次大比,再领5贯,若无故不赴试,已领之钱交还义庄。后因物价上涨,增加给钱数目,以使“子弟知读书”之美。另外,义庄设有义学,请本族有功名的人教育本族子弟,并给教授者束修。    

  (6)借住义庄房屋:义庄设有义宅,供族人借居,若房舍需要修理则自行设法,如果本人确实贫乏无力修缮,从义庄领钱修葺。若本人有余力,在义宅地内建造房屋,听其自便。    

  (7)借贷:族人一时急用,可向义庄告贷,但不得经常借,且要到时偿还。若不能归还,也不扣他的月米,以保证他的基本生活。    

  按照这些规定,范氏义庄中人们的生活基本需要的口粮、衣服、住房可以无偿获得,重大事项丧葬婚嫁的经费,也不用发愁就可以得到,因此说他们的基本生活费是有保障的,需要自己创收的主要是零用钱。但如果要提高生活水平,当然义庄所给予的就远远不够了。总之,范家人由于义庄的供给,不会为柴米油盐发愁,生活上过得去。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凡是范家的族人,只要住在本乡,就有权利向义庄领取上述物资。这范庄子孙是不分贫富的,一视同仁。而后世其他家族的义庄,只给贫穷的族人以经济资助,而不像宋代的范氏义庄发给每一个族人。以上情况是根据正常年景说的,若遇荒年,地租收不上来,义庄发放存粮,供给族人口食,其他一切费用就不能开支了。    

  对于范氏姻亲,确系贫穷,或遇到急难事情,或遭荒年,义庄也酌量给予资助。这一点也不同于他姓义庄,因他姓只顾宗人,亲戚一律不管。    

  范仲淹父子所定的义庄管理条例,也涉及族人其他方面的生活。族人为了能到时领到钱粮绢帛,必须到义庄登记人口。族人生育,在两个月内要向义庄报告,说明所生男或女,他的嫡母、生母姓氏,排行及小名,义庄经过调查证实,即予登记。如果在限期内不报告,将来就不发给米帛。所以到义庄登记户口,是族人的一件大事。族人若无田耕种,不能租佃义庄田地。在义庄怕收租子时发生争执,伤了宗族内部的和气,所以不把土地租给族人耕种。同时义庄也不买族人的垦田,希望族人不丧失土地。    

  族人有权告发义庄管理人,若某一族人受到义庄管理人欺凌,可以请族人到范仲淹牌位前讲理,由公众作判断。范氏义庄有要事,族人间有纠纷,都在范仲淹牌位前判断曲直。有些事情如何处理,义庄规矩没有订,义庄管事与族人共同协商,然后告范仲淹牌位,并取得范仲淹直系后人的同意,才算有效。范仲淹作为义庄创始人,虽然故世了,但仍有权威,族人认为在他灵牌前就要诚实,要对得起他,人们就要秉公办事,否则欺祖就有罪了。    

  义庄也给族人的生活以一定的纪律,在范仲淹父子时代族人多能遵行。到了南宋,族人贫穷的较多,就处处想占义庄的便宜,做出有害于义庄的事情,所以范之柔于嘉定三年(1210)续定规矩,加强义庄管理。当时族人侵犯义庄财产,主要是:偷砍祖坟及其附近的竹木、柴薪,到坟山放羊,义庄规则对此严加禁止,处罚违犯者本人,停发他所属一房人一年的口粮,其情节严重的要送官惩治;范仲淹所设立的天平功德寺是为祖先做福事的,有的族人侵占寺中财产,逼逐和尚,强行占种寺田、园圃,不交地租,义庄对乾犯的人罚其全房月俸两月;义庄本有不许族人租种庄田的规定,有的族人假托他人名义租种,还有的夺佃户的田来耕作,有的霸占庄田水面种菱角,因而不许佃户用水,庄规于是规定对违犯者罚他全房月米半年;有的族人欺压义庄佃户,强行高价卖给佃户物品,对犯者义庄罚他全房月米两月,重者送官审理;有的族人乾犯管庄人职权,介绍不合格的人充当义庄脚力、墓客,引领外郡族人到庄,打开仓库,使用米粮,对有这类行为的人,义庄罚他全房一年的月米,并要送官根究惩治;有的族人领养外姓人为子,向义庄要粮帛,有的族人把儿子给了外姓人,仍向义庄要月粮,义庄对此一概不予周济;有的义塾学生在学舍内饮酒作乐,则将受到罚及全房月米一月的处分。    

  对违犯义庄规矩的人的处罚,不仅是犯者本人,还牵连他的一房的人,这是义庄希望动员全族力量禁止不肖子弟的侵害义庄行为,以维护义庄利益及其长期存在。义庄还要把危害其利益的人送交官府处置。早在范仲淹建庄不久,范纯仁就发现有些破坏义庄的事,除进行宗法处理外,非要经过官府不可,所以特向宋英宗上奏,报告义庄设立情形,请求在政府立案,如有人损害义庄利益,请政府按国法判处,以保护义庄不受侵犯。    

  宋英宗批准了他的请求,下令苏州地方官准许备案,予以保护。范之柔整顿义庄,又一次在政府立案。范允临、范瑶等增置义庄田产,也无不获得政府批准。范氏义庄始终得到政府的支持和保护。    

  范氏义庄设有管理人,他受族人监督,并以工作好坏决定领取报酬的数额。如果他能保证族人领到月粮,就给他糙米20石,如能给族人半年以上月粮,则给予一半以上的酬粮。在发给他粮食以前,要由族人证明他工作有成效,如若族人不愿证明,也要申明不能证明的原因,并要在范仲淹牌位前说明。管理人如果该收的租米收不足数,就扣他应领酬粮的一半,等到他收足了,再补给他应得的数。掌管人如有侵占义庄财产的弊端,义庄将报请地方官惩处。掌管人有权处理义庄事务,不受他人乾扰,尤其是有些宗族尊长爱在义庄事务中指手划脚,管事人可以不予理睬,如若他们硬要插手义庄事务,即可向官府告发他们。管理人在执行职务时,若坚持原则受到侵害,也可以告官,如族人的私生子不给月粮,倘若不服吵闹,掌管人即可将他送到官厅。    

  范氏义庄能存在八九百年,是其他任何义庄所无法比拟的,必有其特殊原因。我们想是:第一,它的规章制度比较严密和切合实际,它的章程是历次所定,随时根据实际情形加以补充和修订,在其章法中着重讲给族人的实际好处,而不在宣扬孝道、宗法、国法,它是令族人收到经济实惠,自然不做或少做不利于封建秩序的事,给人实惠,容易得到人们的支持和爱护,从而能维持下去。第二,办庄后继有人,而且形成传统,非办不可。范仲淹父子创业,基础打得好。但是时间长了,庄田必然遭到侵蚀,日渐短少,但在损失之后,总有族人出来补充,所以庄田最少时也在千亩以上。庄田是义庄的基础,有田就能维护。范氏后人所以继续办义庄,是因为庄子早有名声,办好它成了范氏族人的荣耀,并形成传统观念,因此有条件的人在义庄败坏时出面维护,又使其恢复起来,这样才做到常盛不衰。    

  义庄是一个人拿出自己的田地,作为公产,养活同宗族的人,或者只赡养同族的贫穷人,这是一种救济行为,属于社会慈善事业性质,不过它不同于养济院、育婴堂那种类型,因这些善堂靠众姓合办,或者还要依靠政府经济支持,并向全社会的人开放,所以说义庄的范围比较狭小。    

  靠救济来维生的族人,最低限度的生活有了保障,对他们来讲无疑是一件好事,同时也是一桩坏事。他们靠恩赐过活养成了依赖思想,因而对创造不一定想得多,但对如何占义庄的小便宜则颇为上劲,所以义庄不许做的那些事都出现了。我们看范氏义庄规矩,感到它防范族人在应得的经济权益之外侵占义庄的财产的条规不少,觉得它的消极性很大,当然义庄为保证自身的存在不得不作那些规定,但是它那种施舍性质就不是鼓励族人去创造。倘若义庄创办人把办义庄的资财用作帮助族人生产劳动,去创收,去自己养活自己,而不是让他们去领现成的米绢,或许会使族人去积极地生活。所以义庄制度本身就是养闲人的,而被养的人也只会在义庄身上打主意,吃义庄,非把义庄吃空了不甘心,甚至把义庄搞垮了,他也不痛心,因为那本来就不是他的事业。范氏义庄以外的许许多多义庄的破灭,证明了这一点。    

  中国儒家讲大同社会,要人们有无相恤,互救互济。    

  农民进了一步,要求有田同耕,有饭同吃,这种小生产社会的平均主义思想,在历史上并不能实现,大约只在农民起义时有的人作了部分实践,如张鲁的五斗米教的活动,此外,就是范仲淹搞的宗族义庄这类形式了。义庄反映了人们平均主义的愿望,即有饭同吃,但是它不鼓励吃饭的人去生产劳动,创造自己吃饭的财富,从而失去它自身长期存在的社会条件。义庄旋建旋败,其数量和重要性,在全部社会经济结构中微不足道,究其原因,还在于养闲人,不发展社会生产。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小农的平均主义思想很吸引人,偶然的实践是失败的,历史的事实就是这样。平均主义对着剥削制度具有进步意义,但是它不管社会生产的发展,只在分配领域做文章,引出产生惰民的结果,因此从实践上看,只能认为它是落后的思想和制度。    

  政府支持义庄,是两者互相利用。义庄帮助穷人安排生活,稳定那些社会不安定的成分。而且义庄还惩办不守政府法令的人,如范氏义庄规定,族人中有犯社会性罪过的,初犯罚他本人一年的月米,再犯就将他从宗族中除名,永远不再给他族人的待遇。除名后还不改悔,“为宗族乡党善良之害者”,即向政府控告,把他驱逐出乡里(以上范庄资料俱出自《范氏义庄规矩》,见《青照堂丛书·次编》)。义庄起着维护地方治安的作用,当然是政府欢迎的,所以才着力保护它。    

  范氏义庄是历史上的首创,比它略晚,其他宗族的义庄相继面世,如江西铅山人、建康军判官刘辉,以田数百亩赡养家族中的穷人(王辟之《渑水燕谈录》)。浙江诸暨人黄振及妻刘氏,“规义田”,“待之举火者数十家”(宋濂《芝园前集·诸暨孝义黄氏族谱序》)。刘、黄二族之救济本家,义庄的规制可能很不完备。南宋初魏国公张浚就设立了像样的义庄,朱熹说他“置义庄以赡宗族之贫者,以至母族,丧葬婚嫁亦皆取给焉”(《毗陵城南张氏家谱·魏公行状》)。由此可见,范氏义庄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宗族制度到宋代发展的必然结果。自此之后,代有兴建。它适应了宗族多穷人而又有宗族上层需要宗法的两种人的共同要求。      

 第十三节 浦江义门郑氏家族的生活

  郑氏家族与前述范氏在家族共财方面有相同的地方,可是又有不同处:一在共爨与分爨,一在田产上,范氏为一人提供,郑氏为合族所有。郑姓留有《郑氏规范》,对其家族生活描绘甚详。    

  义门郑氏居于浙江浦江感德乡仁义里,其远祖郑绮,于南宋初年同族人共爨,四世孙郑德珪、德璋兄弟为仇家陷害,弟兄争着投监,德珪终于死在狱中,德璋待哥哥的儿子郑文嗣如同自己的儿子,以孝友为世人所知(《宋史·郑绮传》)。郑文嗣当家时,已十世同居两个半世纪了,族人不敢私藏一文钱,一尺帛,元武宗(1308~1311年在位)旌表它为“义门”。文嗣堂弟文融(太和)主持家政时,定立族规58条,管理更严格,元朝政府因而豁免该族的赋役(《元史·郑文嗣传》)。到了明朝,郑家已有几百口人,有人进入政界。郑濂以粮长到南京,朱元璋(1368~1398年在位)召见,询问他治家方法,表现出对这个家族的浓厚兴趣。胡惟庸案发之后,牵连到郑家,郑濂、郑湜兄弟争相赴狱。朱元璋知道后说,如此仁让的家庭,不会出叛逆,不用审问了,还进一步任用郑湜为左参议。当东宫缺官时,明朝任命郑济为春坊左庶子,征白衣郑沂为礼部尚书,郑傒清吴友如绘《郑氏义门》出任御史,郑棠官翰林院检讨。建文帝朱允炆(1399~1402年在位)给郑家题写“孝义家”匾,到明宪宗(1465~1487年在位)时重新表彰郑氏为孝义之门(《明史·郑濂传》)。郑氏历经宋元明三朝同居共爨的历史。    

  郑文融定的家规,经郑钦、郑铉、郑涛、郑湜等人修订补充,计得168项,名为《郑氏规范》,刊行于世。    

  后来《学海类编》收入,我们现在主要依据这个规范考察郑氏族人的生活情形。    

  郑氏的家长,由兄终弟及的方法产生,宗子不一定就是族长。据《明史·郑濂传》记录,自郑文嗣起,族长的传授如下表:    

  郑文嗣→郑文融↓郑钦→郑钜→郑铭→郑铉↓郑渭→郑濂→郑看名字就可知道,郑文嗣一辈排行取“文”字,郑钦一代名字用“金”字旁,小一辈的则用“水”字旁。兄终弟及是并尊年长和辈分的继承法。    

  郑氏田产甚多,专用作祭祀经费的田地就有150亩,用作婚嫁经费的田地多达1500亩,总计田产不知有多少,由上两项可知一定是很多的。田租是郑氏经济的主要来源。    

  此外,郑氏还有商店、林木、畜牧等收入。郑氏家族凭藉这些收益,得以实现共爨生活,衣食住行,丧葬嫁娶,办教育,待宾客,助邻里,一切经费均出于此。    

  郑氏族人的衣着由专设的羞服长掌管,族人在4月领取夏衣衣料,9月支领冬衣料,以便换季。郑氏男女满一周岁开始领衣料,男子16岁以下的领布料,40岁以下的在布以外领取一部分帛,40岁以上的全部领帛,所有的人同时领取成衣费。男子到行冠礼的年龄特领礼服一套。此外,每年领新头巾、鞋子。妇女领衣料的办法和男子一样,不过她们两年才能领一次。姑娘到及笄之年,可以得到一副银首饰。族人领衣服之外,四时祭祀完后的一天,妇女还从羞服长那里领取做鞋子的材料,头油、脂粉、针、花等针线和化妆用品。妇女需要染布,也找羞服长给予安排,但各房染多少要统一,免得争长较短。    

  郑氏设有掌膳2人,专管众人的膳食,安排和督促伙房人员,及时做出饭食,以便族人到时进餐。人到60岁以上,得到照顾,吃膳堂单独做的适合他们口味的饮食。掌膳的若不用心去做,要受到惩罚。30岁以下的男子不许喝酒,30岁以上也只能少饮,如果酗酒喧哗,给以打板子处罚。    

  妇女更不许饮酒,只有50岁开外才许喝一点。族人吃一样的饭不能满足食欲,就想自做饮食,如果真做了,第一次要挨训斥,再犯要受处罚。坐月子妇女和病人,可以自做饮食,因为这是特殊需要。个人的亲友来了,膳堂备饭,但宴饮要早散,不能到一更天,如若超过10个人,便不许在夜间设宴。不是备不起饭菜,是怕坏了纯朴的风俗。在学的未冠青年,不许吃肉,以便养成吃苦的习惯,知道柴米油盐来的不易。    

  吃穿以外的生活用品也由公堂一总置办,均匀地分给各房。个人想要使用上好的、可心的东西当然做不到,设若私自托人去买,也不许可,因为这样各房不平均,容易引起嫉忌争竞。    

  因为生活用品来自公堂,个人也就不能有什么私财。    

  族人如果私买田产,私存金银钱财,被家长知道了,叫到祠堂受处分,并没收所有私产。族人若不服从,将被告到官府,会受到不孝之罪的处决。至于子孙接受亲友的赠物,则要交给公堂,不能私自留下,回赠礼品自然也不需要个人负担,由公堂办理。众媳妇的娘家贫富不等,所得嫁妆及平时的馈予也就不同,于是妯娌之间的穿戴用物就会有差别,公堂为使贫者无怨,家长根据情况,单给贫家出身的一些他人所有的东西。    

  郑家极其重视祭祖,祠堂祭祀是族人生活的重要内容。族众公祭的日子很多,每月的初一、十五,岁时节日,四月初一日的始迁祖诞日都到祠堂祭礼,岁节和寒食节、十月初一日到坟茔扫祭,各房子孙在先人忌日自行祭奠,祭器、祭服是专用的,不得挪作他用。族人参加祭祀时,衣冠整洁,不嬉笑,不交谈,行礼时毕恭毕敬,不随意退席,不能伸懒腰、打呵欠,乃至不能打喷嚏、咳嗽。遇先人忌日不饮酒吃肉,不听音乐,不与妻子同房。纪念始迁祖诞辰诵读族谱,扫墓不让妇女参加。朔望参拜祠堂完毕,举行训诲子弟仪式,族长坐堂上,族众分男女站立于堂下,击鼓24声,有一个子弟讲唱:“听,听,听!凡为子者必孝其亲,为妻者必敬其夫,为兄者必爱其弟,为弟者必恭其兄。听,听,听!毋徇私以妨大义,毋怠情以荒厥事,毋纵奢以乾天刑,毋用妇言以伤和气,毋为横非以扰门庭,毋耽麹蘖以乱厥烂,有一于此,既殒尔德,复隳尔允,眷兹祖训,实系兴废,言之再三,尔宜深戒!”听罢,众人对揖,然后坐下,再听讲一个孝悌的故事,才能散去。    

  儿童、青年要接受伦理的、文化的教育及办事能力的训练。儿童从5岁开始学礼,参加朔望的祠祀,8岁进家塾读书,12岁出就外傅,可以读到21岁,如果取得功名,有权继续学习,否则就从事理家的活动。在学期间,纪律严明,晚间住在学舍,不许进中门。到16岁以后,能背诵四书五经,并能讲解大义,就可以举行冠礼,不能就要到21岁;如果弟弟达到标准了,先给弟弟行冠礼,以羞辱其兄,促进他学习。已冠子弟在学的,10日一次轮流背书,假如一次背不通,揭去头巾,三次不行,就如同未冠,以示惩戒。学习的是儒家经籍,目的首先是懂礼义,其次是辞章。不许看非礼之书,凡是有淫亵言辞或妖幻符咒的书籍,不仅不读,还要烧毁。参加家务活动的青年,争取学会办事的能力,如跟随管事人到官厅,学习办理事务和处理人际关系。到了老年,特别是古稀之年,就不用出门办事了。    

  族中青年男女的婚姻,由家长安排。选择婚嫁对象,不贪富贵,而看是否温良之家,是否有疾病家史。结婚时,新郎穿戴上特为他制作的深衣、头巾和鞋子,婚仪按朱熹制定的礼法进行。新娘进门三天拜祠堂,拜家长,家长向她讲家规。族人不许纳妾,到了40岁还没有儿子,可以娶一妾,但妾不能进公堂入坐。女子出嫁,由她的父母同族中尊长议定,如果幼时由父母作主订婚的,族长因未参预其事而表示不满意,到出嫁时不给妆奁。女儿女婿回门,公堂给见面礼,个人不得再送。    

  族人丧事经费出自公堂,出丧不用乐,服丧期间子孙不饮酒,不吃肉,违犯者以不孝论处。郑氏不信佛老,对阴阳家也不迷信,惟笃守儒家的丧礼。    

  郑氏宗族及其成员有一套处理亲友关系的原则。公堂设立知宾二人,负责接待客人的事务,预备茶饭、留宿。公堂备有客馆,就是至亲来了,也不留在内宅,一律住于客舍。对姻亲,一年送一次节礼,有红白喜事另送。亲戚不分贫富,礼物一个样。郑氏女出嫁生第一胎,到满月时,郑家馈赠礼物,再生就不送了。姻亲初见,以钱帛作为礼品相赠,不送金银及其制品,人家的厚礼也不接受。    

  对于不属于同居共爨范围的郑氏宗人,公堂也有所关照。如果宗人贫穷无力,婚嫁给予资助;遇灾时,自春天起每月给六斗谷,到秋收时停发;设义学,免费接收宗人子弟读书;对无家可归的宗人,拨给房屋居住;对无子的宗人,帮助他确立后人,并予少量的经济支援;无冬衣、被的宗人,也要资助;设立义祠,纪念宗人中没有后人的人。    

  郑氏注意处理乡邻关系。设立义冢,供穷人埋葬;穷家生子,送去“助粥谷”二斗五升;乡人缺食贷粮,不收利息;乡人有病,酌情施予药材;修桥铺路,以利乡人行走;对乡里人的赠礼,即使很微少的也不接受。    

  郑氏族人内部关系的处理,更是生活中高度注意的事情。子孙对尊长,用正式的称呼,不能指名道姓;兄弟间称呼,用字,另加兄或弟的称号;夫妻、妯娌之间,均以字相称;未冠的青年人不能称字,希望他各方面成长了,取得社会承认了,才认可他的美称,众人才尊敬他;子侄到了60岁才可以同伯叔坐在一起,否则要受到惩罚;卑幼要听从尊长的教导,即使哥哥只大一天,弟弟也要听从;尊长责备卑幼,即使不合事实,卑幼也要忍耐倾听,不许分辩;尊长训诫子弟,也要实事求是,态度、语言都要讲究,到不得已时,才会集众人,给予鞭挞。    

  郑氏族中男子在如何做人行事方面有许多规矩要遵守。清晨,听到钟声就起床,在《夙兴簿》上签到,然后各乾各的事情;公堂设有《劝惩簿》,记族人的功过,还有“劝”字牌、“惩”字牌,表彰或警告有功过的人;族人衣着要端正,免巾赤脚,裸露臂膀,以及手舞足蹈的动作,都不许做出;见到客人,行出应有礼数,言语庄重,不许掺杂俗话;交友要慎重,不能与屠竖小人为伍;族人不许做胥吏,也不准出家当和尚、道士;个人不能捐造佛老祠宇的塑像,不能滥祀神灵,以求于鬼神;族人不能与他人争奇斗艳,以戒奢崇俭;族人不许结交唱戏的人,更不得引进家门;自己也不能作曲,下棋、玩双陆、养鹰犬,都不得进行;不得欺压乡邻,图人财物;不许赌博。族人如违犯上述规则,家长聚集众人,罚其跪拜,只要比他大一岁,就要拜30次,以羞辱他,如不悔改,就打板子,再不悔过,则开除出族,宗图上除名,同时送官府惩治,如果悔改了,三年后复归家族。    

  对于妇女不乏相应的规制。妇女凡犯“七出”之条的要受教训,以至被休出家门;女子若想管家庭外部事务,则被罚拜;新妇进门,接受半年的教育,以便通晓郑氏家规;妇女轮留做饭,到60岁免除;新娘进门3个月之后开始参加厨房值勤,凡是无故不到的,罚及她的丈夫;妇女白天在一起纺纱织布,做针线,刺绣,各尽所能;女子在自家房中养蚕,出丝归公堂,另外奖给生产者十分之一,用公堂丝、棉织成绢帛和布匹,也奖励织造者十分之一的产品,多余的由公堂出卖,作为成衣费;如果布织得不好,给本房作应发的衣料使用,以示惩罚;媳妇有双亲的,准许回娘家探视,双亲亡故,尽管有兄弟伯叔,也不能走动,遇到娘家有喜庆丧葬的事情,也只好托人去表示自己的心意;媳妇的亲戚中有做和尚、道士的,按照家规,就不能来往了;每月初二、十六,妇女集合,听人讲解古代贤媛淑女的故事;妇女生了女婴,不许溺毙,违犯了要受罚;女孩子长到8岁,母亲就不再带她走外婆家,其他至亲家也不能去,否则处罚她的母亲;妇女理发,不能用剃头匠人,因为男女授受不亲;郑氏妇女不能与农家女子往来,更不能引进卧室;郑氏男女不同厕所,不同浴室,春、冬季节供应热水,女子10天能洗一次澡。    

  几百口人的大家庭,要维持其生活秩序,要维护其家族的常盛不衰,必然要制订严密的规章制度,既要管理人忠于职守,发展家业,又要族人遵守纪律,安于本分,为此需要防范的地方太多。族人生活有保障,但被管束得太严,而且是违反人们本愿的。如禁止妇女同娘家亲密往来,违背人的本性了;祭祀活动、公堂教育形式刻板,内容单调,重复不已,自然令人生厌;礼教惩处,当众羞辱,令人不易接受。所以在这种家庭里人们的生活是不会幸福美满的。郑濂之辈的倡导者,不过是“行庸德,谨庸言”的平庸之徒,不足称道。这是史学家吕思勉的评论,既尖锐,又深刻。    

  中国宗法制度的维持,在其内部,靠的是自身经济力量,即宗族有耕田。如在西周,实行分封制,天子(大宗)授予同姓诸侯(小宗)封地,小宗团结在大宗周围。周代分封制破坏后,周代的宗法制也就无法实现了。后世人要维系宗族,靠宗法伦理的力量不够,靠国家的支持也不够,人们知道要想“收族”,得有宗族的共同经济,即用经济力量把族人联系在一起。范氏义庄、义门郑氏就是建设宗族共同经济的,才使族人团结在宗族祠堂之内,长聚不散。西周的宗法制的封地是在宗族中普遍实行的,宋明以来的义庄只出现在极少数宗族中,从宗法制的完整性来看,到宋明早已不行了,所以范氏义庄、义门郑氏等的产生是衰落中的宗法制有了新招,赖以继续维持下去。这既不反映宗法制有旺盛的生命力,也不说明它即将消失,然而使人们不能不认为中国宗法制有长期延续的历程。      

 第十四节 窦太后与汉景帝的家庭生活

  窦太后,出身于平民家庭,被汉文帝立为皇后,生女儿刘嫖,大儿子汉景帝,小儿子梁孝王刘武。景帝继位后,尊窦后为皇太后,武帝继位尊她为太皇太后。刘嫖嫁堂邑侯陈午,封为馆陶长公主。    

  梁孝王与窦太后母子感情特别好,梁孝王当母后病时,焦急得饭也不能进口,睡也不能安寝。在封地也想念母亲,汉景帝画像经常要求留在京城,得和母亲常相见。太后对小儿子最喜爱,赏赐多得不得了,给他的封地多达四十余城,梁孝王自己建东苑,方圆达三百余里。太后还令景帝给他天子旌旗,出行清道戒严,称作“警跸”,与天子的仪式相同。梁孝王特别富有,“府库金钱且百钜万,珠玉宝器多于京师”(《汉书·梁孝王传》)。    

  汉景帝因为母亲的关系,对弟弟百般照顾,封赏之外,允许他经常回长安朝见,并特许多住些日子。当梁孝王入朝时,景帝派使节用皇帝的马车去迎接。在京城,他们游猎上林苑,回宫,兄弟二人同乘一辆车。梁孝王的侍臣也得出入宫门,与宫中的宦官一样对待。景帝给予弟弟的优待超过一个亲王应当享受的,这在历史上是少见的。景帝照顾梁孝王更及其子刘买。一次梁孝王带刘买入朝,刘买年龄幼小,窦太后爱子而及于孙,要提前给刘买举行冠礼和婚礼。    

  景帝担起这个使命,一天对梁孝王说,刘买儿可以行冠礼了,梁孝王顿首辞谢,说20岁才行冠礼,取字,现在孩子这么小,又无显才高行的表现,怎么可以行冠礼呢?过了几天,景帝又说刘买可以娶亲了,梁孝王又是顿首谢却,说孩子不到年龄,还不懂得做父亲的道理,哪里能结婚。又过几天,刘买到宫中,把鞋子给丢了,景帝看到他衣着还不能自理,知道他实在幼稚,向太后说明他的情形,使太后也知道这孩子确实不能婚冠,事情才算了结(《西京杂记》)。    

  景帝继位头三年没有立太子,窦太后的意思是将来让梁孝王继位,所以景帝于一天宴饮时对梁孝王说,我死后由你来继位,梁孝王表面辞谢,心里很高兴,窦太后当然更是喜欢,可是在座的太后堂侄窦婴说:“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传,此汉之约也,上何以擅传梁王。”(《史记·窦婴传》)表示反对,把窦后气得不认他为亲戚,但他的话打动了景帝的心,遂于公元前153年立儿子刘荣为皇太子,封另一个儿子刘彻(即后来的汉武帝)为胶东王。但在三年后,即公元前150年,又把皇太子废了。窦太后召宴景帝、梁孝王兄弟,太后说殷朝兄终弟及,周朝父子相继,道理是一样的,景帝千秋后,让梁孝王来继承。景帝只得答应,于宴会后向大臣袁盎征求意见,袁盎等不赞成立弟,问窦太后:若梁孝王死了,再立谁?回答立景帝的儿子。    

  袁盎说那样国家就会出乱子,太后这才没话可说(《史记·梁孝王世家》),景帝遂立刘彻为太子。梁孝王也不敢再让太后给他说话,就归国了。但他对此事没有死心,派人刺杀反对立他的朝臣袁盎等人,没有成功,反而暴露了阴谋,引起景帝的怨恨。梁孝王十分害怕,通过姐姐馆陶长公主向母后说情,取得窦太后、景帝的谅解,允许他入朝。他听从一个谋士的建议,入关后轻车简从,躲进馆陶长公主的园子里。景帝派人出关迎接,只见车骑,而找不到梁孝王,事情传到宫内,窦太后急坏了,以为景帝把梁孝王暗杀了,大哭大闹,说皇帝杀了我儿子。景帝受此冤屈,又不知弟弟在哪里,也着实焦急和恐惧。但是梁孝王突然负斧至阙下请罪,太后、景帝见到了非常高兴,相对痛哭,和好了。但景帝对弟弟演出的这场闹剧不满意,感情上回不过来,不再像以前出入同辇了。待到后来梁孝王死,窦太后悲伤到了极点,不吃饭,说皇帝果然把我儿子杀了。景帝见母亲绝食,既难过又害怕,同姐姐馆陶长公主商量,决定把梁国分为五国,给梁孝王的五个儿子,另给他五个女儿汤沐邑,窦太后这才高兴,恢复了吃饭(《史记》、《汉书》)。    

  在上述母子关系中,馆陶长公主不断地出面活动,也乾预景帝的宫内事务,刘荣的废黜就同她有瓜葛。原来馆陶长公主向景帝进献了一些美人,得到景帝的宠爱。景帝薄皇后无宠无子,故立栗姬子刘荣为太子,栗姬在诸姬中有特殊地位。公主想同她拉关系,扩大自己对宫中的影响,想把女儿配给刘荣,栗姬不满意她献纳的美人,不答应这门亲事。公主改向胶东王刘彻的母亲王夫人求婚,王夫人正想同她联络,同意了。后来景帝废掉薄皇后,不立栗姬,反而废刘荣,改立王夫人为皇后,刘彻为太子。如此太子废立大事,就同公主嫁女结合在一起了,所以《汉书》说:“武帝得立为太子,长主(馆陶主)有力,取主女为妃。”这门亲事议定后,他们的婚姻结构如下图:    

  武帝继位后与陈皇后夫妻关系从好到坏,皇后骄横,自己没生孩子,却想害死武帝宠幸的卫子夫,引起武帝的愤怒,把她废掉。    

  让我们把话题从陈皇后转到她外祖母身上。窦太后喜好黄老之学,主张无为而治,景帝因而读老子《道德经》,尊行黄老之术。    

  窦太后娘家贫寒,有哥哥窦长君,弟弟少君。少君四五岁被卖,后随主家到长安,一听说文帝立了与自己同乡同姓的皇后,上书自言是皇后弟弟,证据是跟着姐姐采桑叶,从树上掉下来过。窦后得到文帝的允许,召见盘问,一一合于当日情景,又问还记得什么事,少君说:姐姐进宫离家时,我们送到传舍,我让姐姐梳头,你给我梳了,又让我吃饭,然后才走的。窦后听到这里,知道确是自己亲弟,于是姐弟痛哭,左右侍御见着这悲欢离合的情景,也感动得流了泪。自此长君、少君兄弟迁居长安,景帝继位,封少君为章武侯,长君已死,儿子窦彭祖被封为南皮侯。前已提到的窦婴也入都做官,虽因梁孝王事得罪窦太后,但后来在平定吴楚七国之乱时,被用为大将军,与太尉周亚夫一起立了大功,封魏其侯。所以窦氏一门三侯,也贵盛一时。    

  吕后画像汉景帝与窦太后的家庭生活,令我们感到西汉自吕后起,太后权大,乾预朝政,一脉相传,成为汉朝家法。吕后公开执政已为人所熟知,窦后以黄老之术为政治指导思想,继承了刘邦以后无为而治的政治传统,参预太子立、废的大事,制造了梁孝王建天子旌旗的异常局面。太后乾政,必然发挥女儿作用,吕后的女儿(鲁元公主)的女儿为惠帝皇后,馆陶长公主女儿为武帝皇后,事情如出一辙。皇太后还引用外戚,以帮助她们实现理政愿望。窦后的预政,比起吕后是小巫见大巫,但预政则是相同的。窦后之后,元帝王皇后和外家王氏从政,乃至有王莽代汉局面的出现。    

  我们还感到汉代太后在家庭中地位高,实能主持家政,对皇帝的婚姻、皇太子的建立与婚配,有相当的决定权。皇帝与兄弟姊妹的关系,往往亦由太后来调节。可见在家庭生活中,不都是按皇帝意志进行的。家庭终究是家庭,成员间有血缘辈分关系,子女再尊贵,哪怕是人君,也不能不在家庭生活中照顾长辈的情绪、愿望,不能自行其是。    

  不过我们现在要提出两个问题。一是西汉太后预政出现在封建社会的前期,后世在汉人政权中越来越少,这同当时皇帝制度不完善是否有关?在制度不完善时,小皇帝或不能从政,或缺乏经验,或与大臣私人关系尚未建立,因而政权不稳定,为不使政权转移,就要依靠太后及其娘家,恃其辅佐,免得朝臣觊觎。当然在实践过程中,太后本人若权势欲望强烈会直接当政,如吕后。外戚也是如此,或掠夺一部分君权,或径直取而代之,如王莽。经历了两汉的实践,人们感到尊君有利于原有王朝的政权稳定,拥护继位的幼主,才逐渐摒除太后及外戚的乾政。二是这一变化同女子社会地位的变化是否是同步进行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对女子的禁锢与日俱增,她们的社会地位也日益降低,在这种情况下太后及其女儿参政的机会也就越来越少了。    

  我们从汉景帝与窦太后的家庭生活,想到历史上皇权与男子权力的强化问题,不知是否穿凿,但汉代皇帝的家庭生活有其特点,应当能说明,说它同政治生活联在一起大约是不会有差误的。透过皇室的家庭生活,看其对政治生活的影响,不失为研究生活史的课题之一。    

  殷朝之后,希望皇位的继承实行兄终弟及制的,窦太后是一个,北宋太祖赵匡胤之母杜太后也是一个,而且实现了目的,使宋太宗赵光义接替了乃兄成为宋代的第二个皇帝。皇太后主张实行兄终弟及制并不奇怪,这里有母子感情问题。母亲疼爱儿子,大小都一样,希望他们得到的权益一致,连皇位也要轮流坐,可见母爱是无私的。主张兄终弟及制的太后,还有其特定的政治环境,希望立长君以稳定政权,这也表明女性中有政治家。        

 第十五节 唐代太上皇的家庭生活

  唐代出现四个太上皇,一个是打天下的唐高祖李渊,一个是鼎盛时代的唐玄宗李隆基,另外二人,是玄宗的父亲唐叡宗和病夫唐顺宗。至于唐僖宗被叛变势力所立的皇帝李煴遥尊为太上皇,时间短暂,李煴失败,可以不计。    

  叡宗、顺宗的太上皇生活,史籍没有留下什么内容,而唐高祖、玄宗则不同了。    

  唐高祖画像唐高祖的让位,有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与秦王李世民势同水火,激烈争夺未来的皇位,太子阴谋发动政变以夺权,未遂而流产。唐高祖对儿子们的争竞不能解决,但还是希望他们和好,武德九年(626)六月的一天,同宰相裴寂、萧等泛舟大内海池,召儿子们来处决家务,哪知儿子未到,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击杀太子、齐王及其属人,派尉迟敬德率兵进宫,报告了消息。唐高祖听了,大吃一惊,只能说:想不到今天发生这样的流血事件!尉迟敬德不顾老皇帝的悲伤心情,立逼他发出手谕,命令东宫属人停止抵抗,唐高祖也只好顺从,这时的处境与阶下之囚差不多。    

  一会儿,李世民到来,跪在父亲跟前吮吸他的乳头,以示不忘抚养之恩和父子关系,唐高祖这才定下心来,宣布立李世民为皇太子,“军国庶事,无大小悉委太子处决”。皇太子行使皇帝的权力,皇帝倒成了无事闲人。八月,李世民正式称皇帝,尊乃父为太上皇。唐高祖从寝宫移出,居于太安宫。    

  玄武门位置图这种被迫退位的太上皇生活自然无聊,不过他能自行其乐。唐太宗有时也给他脸面,使他安生。贞观初年对突厥战争胜利,国势蒸蒸日上,八年(684),太上皇宴请西突厥使者,对与宴的太宗妻舅长孙无忌说:如今蛮夷归附,是古来未有的盛事。无忌凑趣,立即向太上皇敬酒,并呼千万岁,太上皇因而高兴,认为有这个局面是唐太宗造成的,让他喝酒,太宗遂举杯祝乃父万寿,又流着泪说:百姓安宁,四夷宾服,都是遵照您老人家的旨意办理的,不是我们智能的结果。说着给乃翁布菜,长孙皇后也表示孝顺,跟着送食品,夫妻二人又给太上皇送衣服,于是呈现出平民之家家人间的欢乐情景。同年,太上皇参加阅兵仪式,慰劳将士,在未央宫设宴,招待三品以上官员。席间,太上皇命令突厥可汗颉利跳舞,南越酋长冯智戴诵诗,他在位时曾向突厥可汗称臣,眼下对方臣服在脚下,高兴异常,因而笑着说:“胡越一家,自古未之有也。”唐太宗马上向他敬酒祝寿,重述了上一次宴会上的话,称赞乃翁功德,宣称自家不过听老子的指挥罢了。太上皇高兴至极,群臣向两个皇帝欢呼,一直闹到深夜方散。唐高祖退位时已61岁,失去打天下时的锐气,日后生活只好听从唐太宗安排,不过儿子待他还不错,使他活到古稀之年(《旧唐书·高祖纪》、《资治通鉴·唐纪》)。    

  唐叡宗禅位玄宗是迫于形势。同样的悲剧也落到了玄宗身上,而且作为太上皇的玄宗生活之凄凉要比唐高祖为甚。安史乱起,攻陷洛阳、长安,天宝十五年(755),做了45年天子的玄宗出逃四川。皇太子带领一部分人马去灵武,七月称皇帝,为肃宗,改元至德,遥尊玄宗为太上皇。玄宗只好接受这个现实,宣布“军国大事先取皇帝处分,后奏朕知”,且因肃宗用“至德”年号,认为是孝的表现,表示自己没有懮虑。至德二年(756),唐军收复东西二京,肃宗请太上皇回京,亲自到咸阳望贤宫迎接。当时玄宗在南楼上,肃宗到楼下就拜舞,庆贺父皇还京,玄宗下楼,肃宗捧着乃父的脚痛哭不止。出行时肃宗徒步为玄宗牵马,玄宗不允许,让他乘马,并高兴地说:我做皇帝多年,可是不知道做皇帝的可贵地方,今天看到我儿子做皇帝,才真正懂得做皇帝的意思了。肃宗如此尊崇地迎接乃父,大约是因灵武自行即位内疚的表示,以此弥补感情上的伤痛。玄宗回到长安大明宫含元殿,慰问百官,然后安身于做太子时居住的兴庆宫。    

  唐玄宗画像乾元元年(758)二月,肃宗为乃翁上尊号“太上至道圣皇帝”,不时到兴庆宫看望太上皇,太上皇也去大明宫看儿子,有时父子在道路上相遇。肃宗又让太上皇同母妹持盈公主、原陪同太上皇入蜀的将军陈玄礼、宦官高力士侍候太上皇,又令梨园子弟为太上皇演奏,这时父子关系融洽,太上皇生活安逸。但是好景不长。在肃宗朝当权的太监李辅国因系暴贵,为高力士等看不起,因而蓄谋报复,以打击太上皇为目标,清除高力士。太上皇经常在兴庆宫临街的长庆楼饮酒,为过路行人看见,向他拜舞。上元元年(760)七月,剑南节度使奏事官路过楼下,拜谒太上皇,太上皇因命持盈公主等招待他,同时给了较多的赏赐,这大约是他因逃难蜀中,对那方人士有感情的缘故。李辅国认为这是诬陷他的好机会,于是向肃宗报告说:太上皇居于临街之处,交通外人,陈玄礼、高力士要谋害陛下,朝中功臣和六军将士惶惶不安,不如迁移太上皇居处,使他不能活动。肃宗害怕老子复辟,同意把乃父迁到西内。当太上皇行至叡武门,有李辅国指挥的射生官500人挡道,可能会有不利于太上皇的举动,这时有政治斗争经验的高力士大声说:太上皇是50年太平天子,李辅国想要乾什么?镇住了李辅国。接着又大声说:将士们何在,太上皇问你们好。太上皇究竟是多年的老主人,有些威望,将士们听说,都放下刀,向太上皇礼拜,呼万岁,太上皇才得以进入西内甘露殿。肃宗又采取拆散太上皇身边人的办法,让持盈公主进玉真观,高力士流放黔中道,改让太上皇女儿万安公主、咸宜公主侍候太上皇。    

  至此,太上皇抑郁不乐,宝应元年(762)四月逝世。太上皇迁入西内后,肃宗不再去看望乃父。有一个端午节他召见道士李唐,李唐到时他恰巧抱着小女儿玩,因而对李唐说:我想念她,就召她来了,不要奇怪。李唐说:当此佳节,太上皇一定想念皇帝。肃宗听到这里,不觉流下泪来。但是他的张皇后是与李辅国共谋迁移太上皇的,张后在灵武即位事件中有大贡献,肃宗惧怕她,因此不敢去看他的父亲。乃至太上皇死,他听到噩耗,既悲哀,又害怕,本来就有病,不几天就追随他的父亲于地下了。持盈公主也在当年亡故。李辅国杀掉张皇后,新继位的代宗又诛杀李辅国。这一年是皇家的多事之秋,太上皇迁居西内即是这些变乱的兆头(《旧唐书·玄宗纪》、《肃宗纪》、《高力士传》、《李辅国传》,《唐书·玄宗纪》、《肃宗纪》、《张皇后传》、《玉真公主传》、《李辅国传》)。    

  唐高祖、叡宗、玄宗、顺宗当太上皇,是在他们丧失乾坤独断的权力之后,光辉的时代过去了,剩下的岁月不仅是政治生命的完结,连生活上也没有多大自主权,更不必说乐趣了。有的能自我消遣,儿子、媳妇通融尚可得到,如高祖;而玄宗连这种境遇也没有。    

  中国历史上太上皇甚多,其生活遭遇并非都像唐代的那样不幸。宋高宗当上太上皇,嗣子孝宗如其谥号非常孝顺,高宗得意地说他找了好的继承人,没有不痛快的事,他颐养25年,享年81岁而终。清高宗称太上皇帝,继续秉政,使皇帝仁宗一切听命乃父,活到89岁寿终正寝。两个高宗得享耄耋之年的幸福,与他们处理归政方法的得当不能说没有关系,而唐玄宗就不懂这一点,即不懂得笼络新朝的太监,以致被人暗算。    

  唐玄宗、肃宗父子的家庭生活告诉人们,要处理好家内人际关系,一定要防止小人挑拨离间。当玄宗初返长安,他们父子欢洽无间,因互相探望而相遇于途,是美满生活的生动表现。不想李辅国等播乱其间,使肃宗对乃父变了心,小人遂得恣肆,使玄宗陷于囚犯境地,可见中人奸计对家庭和谐的危害。小人得势的原因,在于抓住了敏感的政治问题,李辅国造谣玄宗谋求复辟,触动了肃宗恋位之心,立即上当了,虐待老父了。所以上层家庭防止小人作祟,在政治问题上尤其要明辨是非,不为人言所惑。而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应是心地开阔,少有私心的,否则就会像唐肃宗那样受人愚弄了。    

  任何历史时期都有老龄人问题,太上皇也是这个范畴的事物,不过它更有特殊性,不同于一般人。但人人都有家庭生活问题,这又是共同的。研究太上皇的家庭生活,也还可以反映一些共同性的问题。        

 第十六节 唐代帝王生活杂说

  唐朝从唐高祖立国到唐哀帝灭亡,共有20个皇帝,这当然把非李氏的女主武则天除外,未成嗣统的嗣襄王李煴的称帝也没有计算在内。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繁荣时期,有唐太宗、唐玄宗那样的英主,名垂后世,因此这个时代的帝王生活是怎样的,他们的排行、寿命、生育、晚景与归宿,说起来也许并不乏味。    

  行次与袭位嫡长制是中国的传统继承法,唐朝皇子的生母、行次关系着他们的继承帝位,自唐太宗以降诸帝的生母和行次是这样的:    

  帝王行次生母身份唐太宗2皇后唐高宗9皇后唐中宗7皇后唐叡宗8皇后唐玄宗3妃唐肃宗3宫人唐代宗1宫人唐德宗1宫人唐顺宗1妃唐宪宗1宫人唐穆宗3皇后唐敬宗1妃唐文宗2宫人唐武宗5妃唐宣宗13宫人唐懿宗1宫人唐僖宗5妃唐昭宗9宫人唐哀帝7皇后唐太宗画像在这19个皇帝中,穆宗、哀帝是嫡长子,占总数1/9弱,另有皇后生的5人,即嫡出共为7人,占总数1/3强,庶出12人,其中6个人是长子,他们的生母在其未当皇帝前,是一般的妃嫔,有的业已死去。如此看来,嫡长制在唐代未能完全实行。    

  但这不是唐朝皇帝的愿望,他们为实现这一制度作过很大努力。唐高祖建国就册封嫡长子李建成为皇太子,希望异日将皇位传给他。但是李建成、李世民兄弟阋墙,演出了一场玄武门之变的活剧,只好改立次子李世民为太子,从而破坏了嫡长制。继位的唐太宗并不想放弃这一制度,登极两个月就立嫡长子李承乾为皇太子,后来李泰谋夺储位,李承乾为保守地位而阴谋发动政变,事败被废,幽禁而死,嫡长制再一次未能实现。唐高宗的王皇后无子,遂立宫人生的皇长子燕王李忠为储贰。武则天当皇后,废黜李忠,册立她生的第一子、高宗第五子李弘为太子,这是立嫡长的表现,可是李弘不满于母后的作为,被生母毒死。武后生的第二子李贤继而被封为储君,还是与武后政治观念不同,被废清金古良《无双谱》中武则天画像掉,又被强令自杀。唐中宗的嫡长子李重润是韦后所生,一出世就被唐高宗立为皇太孙,后来被武则天废弃,并杖杀。中宗庶子李重俊被册为太子,韦后的女儿安乐公主竟敢侮辱他,骂他为奴隶,李重俊起兵反抗,失败被杀。李宪是唐叡宗刘皇后所生的嫡长子,武后时叡宗一度为皇帝,他被立为太子。清除韦后势力之后,叡宗再次临朝,既因李宪为嫡长欲立他为储君,又因庶子唐玄宗有定难之功想选他为皇嗣。正犹豫中,李宪主动提出不当太子的请求,他说:“时平则先嫡,国难则先功,重社稷也。”不以嫡长自居,愿意让储位,叡宗同意了他的要求,托付后事于玄宗。唐高祖、太宗、高宗、中宗、叡宗都册立过嫡子(或长子)为储君,但最终的接替人均不是原先确定的,事与愿违,一至于此。后来的皇帝也没有放弃嫡长制的原则,只是不像先辈那样努力,所以更不能如愿了。    

  明《帝鉴图说》中唐中宗与韦后上元赏灯图究竟如何看待唐朝皇位继承与嫡长制的关系呢?严格地讲嫡长制是皇后生的长子继承皇位,然而实际上呢?嫡长子可能夭折,皇后还可能没有生育,因此严格的嫡长继承是难于做到的。嫡长之外,以皇后的其他儿子为尊贵,唐太宗、高宗、叡宗继统前就处于这样的地位。皇后的血胤而外,妃嫔之子以行次论地位。唐代宗、德宗、宪宗、懿宗是一般宫人所生,顺宗、敬宗是妃子生的,他们的长子身份在继位中占了便宜。综合起来看,所有的嫡生子、庶长子的嗣承皇统,都可以视为嫡长子继承制的内容,唐代还是实行嫡长制的。这么说我们觉得需要明确两点:嫡长制的含义是立嫡长子,这是狭义理解;广义的则包括立嫡生的其他儿子和庶生长子。说一个朝代是嫡长继承制,以嫡长为嗣君的人数不一定多,主要是看这一王朝是否以嫡长制的精神来处理继嗣问题。由此我们引申出一种看法,任何一种制度,一个事物都不是纯粹的,它有着广泛的内容,它的本质是某一个特性,但与其本质掺杂在一起的可能有很多其他成分。我们认识事物,定了性就以为是单纯的那种属性,看到杂质又怀疑其性质,这是不明白事物的复杂性所产生的。    

  结局与晚景下面,我们依次了解唐朝诸帝的晚景与辞世的情节。    

  帝王享年死亡原因唐高祖71被迫退位,病死唐太宗52吃丹药中毒死唐高宗56病死唐中宗55被韦后杀害唐叡宗55被迫退位,病死唐玄宗78被迫退位,抑郁死唐肃宗52被皇后、太监逼迫,懮郁死唐代宗53病死唐德宗64病死唐顺宗46病死唐宪宗43被宦官害死唐穆宗30吃丹药中毒死唐敬宗18被宦官害死唐文宗33病死唐武宗33吃丹药中毒死唐宣宗50病死唐懿宗41病死唐僖宗27病死唐昭宗38被朱温杀害唐哀帝17被朱温杀害这20人中,12人是寿终正寝,即是善终的,占到唐代君主的60%,是多数。这是从表面看,其实内有四人晚景甚惨。唐高祖、叡宗、玄宗退位为太上皇,失去权力,这对懮患一生的唐叡宗影响尚小,但对打天下的唐高祖、盛世之君的唐玄宗打击太大,晚年生活乐趣大减,以至消失。此种情形在《唐代太上皇的家庭生活》篇中作了说明,这里不提。还有唐肃宗,既怕太上皇玄宗复辟,又怕张皇后和太监李辅国,听任他们迫害乃父,自己内心不安,懮虑成疾,在玄宗死后一个月就追随乃父于地下了。看来这四个皇帝是在抑郁状态下死去的,虽说是正常死亡,但有不正常的情况,或许可以说处于好死与歹死之间。所以60%的善终君主数字要打个大折扣。    

  有三个皇帝误食丹药,中毒身亡。唐朝有好几个皇帝相信道家或释氏的炼丹术,希望靠药石求得长生不老。唐太宗一世英主,一生有两件事让后人非议。一是搞玄武门之变,夺储位登基,这是按嫡长制的正统观念要求于他,不是我们今日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可以不去理它;再一项是吃蕃僧药石中毒暴亡。圣君迷信于荒诞的长生不老药,虽说古人受科学不发达的限制,对此认识不清,但总有相信与不相信两种人,唐太宗属于后一类人,其愚妄之举与英主地位不相称,此事实为圣明之累。唐武宗死于药石,《旧唐书·武宗纪》说得非常明白:看重方士,服了他们修炼的药,毒性发作,烦躁不宁,喜怒无常,十来天不能说话,随即死去。其时33岁,正值青年有为岁月,可怜为愚昧夺去性命。武宗的父亲穆宗也是吃了丹药故去的,《旧唐书·穆宗纪》说他在长庆四年(824)正月初一正常地受百官朝贺,当日“饵金石之药”,处士张皋上疏恳切劝告他不要服食这种东西,可是为时已晚,22日死亡,年仅30。追求长寿的不当,误用金石之药,反倒损了阳寿。    

  有五个皇帝被杀害死亡。窝囊皇帝唐中宗受制于韦后,韦后及其女安乐公主一个要临朝称制,一个要当皇太女,联合起来毒死作为夫、父的唐中宗。在死前半个月,许州司兵参军燕钦融上书揭露韦后的阴谋,昏聩的中宗不知警惕,反而恼怒上书的忠臣,将之在朝廷上杖杀,而他自身的悲剧旋即出现了。唐宪宗也是爱服丹药的人,元和十四年(819)十一月食方士柳泌炼的金丹药,中毒,次年元旦不能接受百官贺礼,宦官陈弘志乘机下了毒手,结果了他的性命。他的孙子唐敬宗同样死于内监之手,宝历二年(826)十二月初八的晚上,18岁的敬宗打猎回宫,与中官刘克明等饮酒,兴致正浓时,刘克明等熄灭灯烛,把他杀害。唐昭宗、哀帝父子都是被朱温杀死的,朱温从而代唐建立了后梁。这两个亡国之君早就惶惶不宁,不知哪一天是死期,当昭宗在凤翔受制于节度使李茂贞时,要把女儿平原公主嫁给李茂贞的儿子李继,何皇后不同意,昭宗说不如此来笼络李茂贞,我们没有居停之地,只好把公主嫁了。结婚时,平原公主不能似先辈那样尊贵,如同民家女子给公公下拜,还一一向李继的族兄弟致敬。昭宗委曲求全也不可得,不久被朱温挟持东迁,何皇后对昭宗说从此我们夫妇委身于贼手了,即更得不到自由了。他们只能以饮酒麻醉自己。当朱温派枢密使蒋玄晖、朱友恭等到洛阳宫中杀他们时,喝醉了的昭宗围着柱子躲藏,当然脱不了剑下之鬼的命运,何皇后哀求蒋玄晖,得以苟活。哀帝继位,不敢为父皇举哀,宫中哭都不敢哭出声。蒋玄晖代表朱温要九锡,何皇后只好照办,并哭哭啼啼请求保全母子性命。及至朱温建梁的准备停当了,把何皇后杀掉,在哀帝退位几个月后又把他害死。上述五个皇帝被害有三种情形,一是唐中宗的死于皇室内部的争夺最高权力的矛盾;二是唐宪宗、敬宗的亡于宦官擅权;三是唐昭宗、哀帝败亡于不同的政治集团之手。虽有三种区别,但都是夺取权力的政治斗争,所以这五个人是政治斗争的失败者和牺牲品。    

  唐代20个皇帝,善终的、歹死的大约相当,因此我们说唐朝皇帝的晚年生活大多不幸福。帝王作为最高统治者有享乐的一面,唐代皇帝结局生动地说明他们也有悲哀的一面。他们是人,就有人生的酸甜苦辣,有家庭父子夫妻关系的不协调,有主子奴才的矛盾,有君臣的对立,从而产生种种痛苦。君主并非自然会有幸福,究竟其生活如何,还要看他们自己会不会处理各种人际关系,会不会争取幸福。当然,他们的苦乐绝不同于一般人,不同于人们为生活无着而懮愁,他们即使在潦倒不堪时,也能进入醉乡,普通人何从比拟?他们生活中出现的问题,同权力的巩固与再分配紧密联系,这自然不是一般人家会发生的事。君主的苦并不值得同情。    

  生育与遗胤20个帝王中除哀帝年少生育不详,其他19人子女很多,其情形是:    

  帝王生男数生女数合计子女数唐高祖221941唐太宗142135唐高宗8311唐中宗4812唐叡宗61117唐玄宗302959唐肃宗14721唐代宗201838唐德宗111122唐顺宗271138唐宪宗201838唐穆宗5510唐敬宗538唐文宗246唐武宗5712唐宣宗111122唐懿宗8816唐僖宗224唐昭宗171128这些皇帝中,最少的生有子女4人,最多的达59人,平均每人生有23.1个子女,其中儿子12.2人,女儿10.9人。有20多个后人,是比较多的,似乎表明帝王生育能力强。但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帝王多妻妾,唐高祖的22个儿子出自18个妻妾,唐太宗的儿子由10个母亲所生,唐高宗的8子有5个生母,中宗、叡宗的儿子各自出自一个母亲。玄宗30子,有7子生母不明,余下的23子系17位妇女所生,肃宗14子生母有13人,其他皇帝的儿子多缺乏记载,无法统计。但就高祖、太宗、高宗、中宗、叡宗五帝之子的生母计算,共有皇子54人,生母43人,平均每人生育1.2人,是很少的。皇帝的多子女,实因妃嫔多造成的。    

  皇子是金枝玉叶,绝大多数物质生活很好,但并不就是幸福的,有的人却有着平民所没有的烦恼与痛苦。如武则天称帝时,把李氏皇室子孙“壮者诛死,幼皆没为官奴,或匿人间庸保”。皇子们就怕政治变化,一遇到这种事,不沾边的也要遭殃,沾边的就是人头落地的问题。前已说过,中宗的儿子李重润被武则天杀害,李重俊反韦后被戕。李重福在戍所,当朝廷大赦时,犯十恶罪的得到宽宥,被流放的回籍,而李重福不在赦中,上书父皇中宗请求赦宥,说:“苍生皆自新,而一子摈弃,皇天平分,固若此乎?”他连编氓都不如,境遇何其悲惨。文宗有两个儿子,其一是王德妃生的李永,被立为太子。后来王德妃失宠,杨贤妃得幸,她怕太子将来不利于己,向文宗进谗言,诬陷他,加之李永行为不检,文宗要废黜他,他也不对谗言进行辩白,就突然亡故。以后文宗看演出,台上少年做动作,台下有一老者总围着他转,文宗一打听,知道老者是少年的父亲,在台下活动是怕儿子失手以便保护。    

  文宗触景生情,哭着说“朕富有天下,不能全一子”,就杀几个搬弄是非的宦者、宫女以解恨。听信谗言的昏君文宗其实就是杀子的罪人。昭宗子李裕幼年为皇太子,宦官刘季述发动政变幽废昭宗,强立李裕为皇帝,政变破产,昭宗复位,有人以李裕附逆,要求昭宗杀掉他。昭宗看得明白,且有父子之情,说太子年少,贼人逼迫他,他有什么罪,拒不惩处他。李裕长大了,朱温怕将来不好控制他,通过宰相崔胤要昭宗杀掉李裕,昭宗不答应,及至朱温杀昭宗,把李裕及其6个兄弟同时杀害,投尸于水中(以上资料见“两唐书”《本纪》;《新唐书》后妃传,皇子传,公主传;《旧唐书》皇子传)。    

  说来奇怪,皇子不能受父皇的保护,这是政治变动造成的,皇子的命运捏在他人手里。但是这不等于说他们完全是无能为力的,善于自处,看来也很重要。        

 第十七节 北宋不能治家的官员

  儒家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端正己身为根本,在家管好家庭,出仕理好政事,造成太平世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前一个为后一个的前提,齐家与治国紧密联系在一起。北宋就有几个官员因不能治家而遭到谴责,甚至降职。    

  薛居正,自后晋开始做官,北宋初任参知政事、门下侍郎、平章事18年,对老人讲究孝道,生活简朴。不过他的俭约可能与受制于妻子有关。居正妻是凶悍的妇人,丈夫有姬妾,不让接近。是这位夫人患有不育症,还是居正不能生育,记载不明,反正他们没有儿子,所以居正收养惟吉为子,从小溺爱。惟吉少年就有大力气,不喜欢读书,好游玩,听音乐,常同优伶在一起,又爱蹴鞠(踢球)、角抵(杂技、摔跤),这在当时被认为不务正业,是纨袴子弟的行为,居正对此并没有察觉,更无从教导了。与居正同时任宰相的卢多逊、沈伦的儿子,都被宋太宗不秩拔擢,任为秘书郎,惟吉因不能做文章被用为武职。等到居正亡故,宋太宗亲临吊唁,向居正的妻子说:你那个不肖的儿子如果不改变行为,你的家业恐怕传不下去。惟吉听到这话,决心改变生活方式,认真读书,多与文士往来,于是得到知过能改的好评。    

  宋太宗因而任命他为澶州知州,但是《宋史》说他同乃父一样“御家无法,家人争财致讼,妻子辩对于公庭”(《宋史·薛居正、惟吉传》)。所谓妻子辩对公庭,指惟吉死后其寡妻柴氏与子安上为家产打官司的事。这事牵涉到向敏中和张齐贤。张齐贤是“四践两府(指中书省、枢密院),九居八座(指左右仆射、六部尚书),以三公就第,康宁福寿,时罕其比”的人,且其为人“姿仪丰硕,议论慷慨”,很有风度(《宋史·张齐贤传》)。在他任右仆射、判永兴军兼马步军部署时,寡居的柴氏看中了他,两厢情愿,商议结婚。齐贤的二儿子、太子中舍宗诲支持乃父,赞助其事。柴氏无子,安上见柴氏出嫁,将把薛家的财产、书籍、文告带去,不同意这门婚事,打起官司。到了公堂,柴氏说以前向敏中要娶我,我没有同意,我不是随便想嫁人。向敏中也是宰相,租赁薛家宅第居住。宋真宗于是问他有没有这件事,向说我妻虽然最近死了,但并没有要结婚的意思,可是又有人揭发他已与河南尹、保国军节度使王承衍议定,要娶他的妹妹(《宋史·向敏中传》),显然他是说瞎话,但是柴氏的婚事关乎大臣体面,宋真宗不愿深究,惟指责向敏中“廉洁之操蔑闻”(《涑水记闻》卷七),降为户部侍郎,出知永兴军,张齐贤降为太常卿,张宗诲贬为海州别驾。看来柴、张的婚事也没有实现。    

  王宾,宋太宗朝任亳州监军,当时规矩监军不许带家眷到任所,王宾妻子凶悍,怕丈夫在外有婢妾,违法跑到亳州。王宾向中央作了报告,宋太宗把她召进京,打了100板,发配给忠靖军的士兵为妻,她就在当天的晚上死去(《宋史·王宾传》)。    

  王举正,宋仁宗时官给事中、参知政事。妻陈氏,妻父是宰相陈尧佑,伯父尧叟,也是宰相,叔父尧谘官至节度使,兄弟中有十几人做官,陈家“荣盛无比”,“推为盛族”(《宋史·陈尧叟、尧谘传》)。陈氏可能凭借娘家势力,对丈夫毫不客气。王举正做官,有时好讲直理。御史台推荐李徽之做御史,李是举正朋友的女婿,举正不帮忙,且以给事中的职责在掌封驳,认为李不合格。李因此仇恨举正,并控告他:“妻悍不能制,如谋国何?”意思是在家连老婆也管不了,如何能管理好国家,言下之意举正认为他不能做御史是不对的。这时知制诰欧阳修也认为举正懦弱不称职,举正不得不自动要求离职,宋仁宗遂撤掉他的副宰相职务,以礼部侍郎职衔出知许州(《宋史·王举正传》)。    

  陈执中,以向宋真宗建议立太子,获得继位的宋仁宗的信任,这是他敢于乾预皇家事务而得福。他历官右正言、中书门下平章事、枢密使、集庆军节度使判大名府。他做官有业绩,在丰年时征发民夫,修筑被冲决的河堤200里。他不徇私情,宰相曹利用的女婿卢士伦派任福建运使,嫌边远不愿去。曹利用替他求情,改派京东,右正言陈执中就此弹劾曹利用,曹利用报复他,让他离开中央,出知汉阳军。他给仁宗张贵妃治丧,张贵妃是仁宗宠妃,死后仁宗要以皇后礼安葬,执中不加劝谏,依仁宗之意而行,并对给仁宗出主意的王洙、石全彬加以委任。在家中,执中与妻子感情不好,使妻子不敢理家,生活也很简单,而执中爱妾胡作非为,痛打婢女,竟至死亡,这是在家内不能使妻妾名正其位。御史赵拚参奏执中八条罪状,其中包括妾打死奴婢事,翰林学士欧阳修也批评他。至和三年(1056)春天大旱,谏官范镇、御史中丞孙拚等轮流弹劾执中,仁宗乃将执中罢相,以镇海军节度使兼亳州知州。执中死后,朝中议其谥号,礼官就他违礼操办张贵妃丧务和不能理家两件事大加抨击:“天子以后宫之丧,问可以葬祭之礼,执中位上相,不能总率群司考正仪典,知治丧皇仪非嫔御之礼,追册位号于宫闱有嫌,建庙用乐逾祖宗旧制,皆白而行之,此不忠之大者。闺门之内,礼分不明,夫人正室疏薄自绌,庶妾贱人悍逸不制,其治家无足言者。宰相不能秉道率礼,正身齐家……”主张在谥法中贬斥他。对张贵妃崇礼逾制,是宋仁宗的事,臣下不敢批评君主,执中就代君受过了。家庭问题,确是事实。执中的儿子世儒官国子博士,他的妻子李氏与侍婢杀死世儒的生母,世儒参加谋议,事发后,都被斩首(《宋史·陈执中传》)。    

  在古代,把理家看作与治国同样的大事,官员甚至因理家好坏而升降官职。然而治国与理家是两种能力,应当有所分别。刘邦以匹夫而打天下坐天下,但家务事处理不好,对太子的废立就拿不定主意,实际上受吕后的乾扰。死后爱子赵王如意被吕后杀害,爱妾赵姬被吕后解肢为“人彘”,他在家中保护不了子、妾。唐太宗、康熙帝都是英明的君主,废立太子的事也伤透了脑筋,乃至太宗欲拔剑自刎,康熙耽心被太子谋害而无有宁日。这些英主处理不好家务,益发说明理家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很应当讲究,任何一个家庭都不能忽视它,越是社会上层越应如此,因为这种家庭家事处分的好坏,不仅是自家的事,还影响到社会,所以讲求家法更重要。社会上层人士因为政务或其他社会事务的繁忙,可能没有精力料理家务,这是客观原因,但这不能排除主观上不重视家政的误失。重视理家是一回事,能否料理好又是一回事,这就需要自觉地增强理家的能力,把它当作一门学问来学习,来实践。如此看来,古人把齐家与治国联在一起有一定道理,不会理家的官员遭到惩处也不为冤枉。这是全面地严格地要求社会上层人士,比对平民百姓确实是高水准。但是上层人士地位不同,作用不同,对他们不作高要求,是不符合全社会利益的。    

  在前述事实中我们还看到王举正、陈执中办事不循私情,被他们拒绝的佞人反而抓住他们不能理家的缺点大做文章,终使他们降职,遂了小人报复的心愿,这是极不公平的事情。要求官员能理家是对的,让小人钻空子就出问题了。中国的事情往往是这样子的,阴险人利用正常规范整治正直的人,使得法规更不能实现,使事情更糟,这是人们应当努力防止出现的现象。宋人故事中的教训,值得人们三思!      

 第十八节 朱元璋与养子的家庭生活

  明初黔国公沐英开始镇守云南,世代相传,至明清之际的沐天波而结束,这个家庭作为云南王与明代相始终。    

  明初有六国公二十八侯,没有一个像沐家世守封疆的。明太祖朱元璋的子孙也分封为藩王,但“列爵而不临民”,清上官周《明太祖功臣图》中李文忠画像不像沐家能管地方民事(《明史·沐英传》谓沐氏“尊重拟亲王”,又谓沐家“威震遐荒”)。亲王的实际地位绝对比不了沐氏,这真是个特殊之家。它为什么能有这种地位呢?当与沐英是朱元璋义子有关,不过他又是义子中的幸运儿。朱元璋与养子的关系和家庭生活,倒由此引起我们的注意。    

  先从朱元璋收养义子说起。    

  李文忠,是朱元璋大姐的儿子,小名保儿,12岁时母亲死了,不久元末农民起义发生,保儿跟父亲李贞东奔西走。至正十四年(1354)李贞听说朱元璋在滁阳领兵,带着保儿投奔他舅舅,朱元璋除亲侄子朱文正之外,没有其他亲人,见到姐夫和外甥抱头痛哭,那时还没有儿子,就把保儿养为己子,按照朱文正的排行,取名朱文忠,请文士教他文化,又让他学习兵法。保儿学习认真,一次朱元璋拿着他写的文章说:我家的文忠有卿士才,不过这时需要的是马上功夫。至正十七年(1357),朱元璋令文忠从军打仗,这时他19岁(傅惟麟《明书·歧阳王李文忠世家》)。文忠是义子、外甥双重身份,与朱元璋的关系在义子中最亲近。    

  沐英,定远人,父亲早逝,跟从寡母生活,8岁时母亲又亡故,成了流浪儿。    

  朱元璋行军打仗,遇到了他,收交马皇后抚养,成为义子。他因年龄小,连父母姓氏都不知道,朱元璋给他取名文英,小名大概叫“周”,别人称呼他为“周舍”(《明书·黔宁王沐英世家》)。    

  18岁上,朱元璋命他随军打仗,用为帐前都尉,侍奉于帷幄之中。    

  清上官周《明太祖功臣图》中沐英画像何文辉,滁州人,至正十三年(1353)朱元璋攻下滁州,何文辉14岁,收养为子,易姓朱,人称为“道舍”,后被任用为天宁翼元帅,镇守宁国(《明史·何文辉传》)。    

  徐司马,扬州人,9岁成为孤儿,约在至正十四年(1354)被朱元璋收为义子,改姓朱,小名马儿,年事稍长,在朱元璋身边服务,后出为总制,随从常遇春镇守婺州(《明史·徐司马传》)。    

  平安,其父平定官至济宁卫指挥佥事,在攻打元大都战役中牺牲。朱元璋于平定在世时就把平安收为养子,改姓朱。平定死后,让他去袭父职(《明史·平安传》)。    

  朱元璋有义子二十多个,上述之外,知道名字的还有朱文刚(柴舍)、朱文逊、金刚奴、真章等人。朱文刚和真章随同耿再成镇守处州,至正二十二年(1362)当地发生叛乱,文刚与再成均战死。金刚奴镇守过衢州,朱文逊在太平战死。    

  朱元璋收养的义子,都是没有成年的;大多是孤儿,然而也有父母在世的;大多数非亲非故,是邂逅相遇而收留的;都改为朱姓,在元璋家中生活,受马皇后照料。朱元璋见到的孤儿多了,收养沐英等人,是看到他们“材勇”资质,认为有培养前途,才特别垂青的。    

  外姓义子在朱家,与元璋夫妇及他们的亲生儿子朱标等人,以父子、母子、兄弟关系相处,建立起一家人的感情。在朱家,对义子,不管是父母兄弟,以小名相称,显示亲热,如朱元璋给在河南练兵的宋国公冯胜诏书,讲汴梁上空有“星变”,要严密注意政局的稳定,并要他通知河南都指挥使徐司马——“并以此语马儿知之”。对外人尚呼徐司马的小名,朱和冯是同辈人,称呼“马儿”,表示以父辈呼唤子侄。又如朱棣靖难起兵时,平安受建文帝之命率兵北征,屡败朱棣,后被朱棣俘虏,留在北京,永乐七年(1409)朱棣北巡,见平安名字,说:“平保儿尚在耶?”他们是仇敌,但仍呼平安小名,因他们间长期的义兄弟关系,习惯这种称呼,这里面就包含一定的感情成分。朱元璋不仅与义子有感情,对他们的儿子也有家人之情,表现之一是给他们起名字,如李文忠的三个儿子景隆、增枝、芳英的名字均为朱元璋所取(《明史·李文忠传》)。    

  称帝后的朱元璋对义子、孙长期以家里人对待,洪武十八年(1385)将要任命沐英长子沐春为后军都督府佥事,按规定这类任用先要作一段时间的代理,然后才能实授,但是朱元璋说:那孩子是我家人,不要试用,于是给了他实职(《明史·沐春传》)。朱家人生活在一起不可避免地会有矛盾,义子出去做官,也会有不如老人家心意的地方,所以朱元璋看到不高兴的事情,要加以惩处。太子朱标与义兄弟相处很好,一旦获知乃父不满意哪位义兄,就告诉母亲,马皇后即出面劝解,无非是说孩子们没有坏心眼,有失误教导一番也就可以了,不要把事情弄大(《明史·兴宗孝康皇帝》)。有马后、太子的居间调停,朱元璋的义子在洪武朝的屡兴大狱中倒都没有涉及到,只有徐司马的两个儿子被列进兰玉党,遭到惩处,但这时徐已死,马后、太子也在此前亡故,没有有力的亲人加以劝谏了。义子对朱家也是眷念的,其中以沐英的表现最明显。当马皇后死时,沐英伤心痛哭,直到咯出血来。他与太子关系更好,当从南京传来太子噩耗,急出病来,不久死在云南任所,时年48岁(《明史·沐春传》)。    

  朱元璋在政治上对义子非常信任,开始派他们出去做官,多是做一个大将的助手,既让他们历练取得功名,又有监视主官的作用。朱元璋对他们最放心,如洪武十四年(1381)命颍川侯傅友德为征南将军,永昌侯兰玉为副将军,马皇后多次向朱元璋称道沐英的才能,朱元璋也用他为副将军。云南平定后,傅、兰都调回内地,独留沐英镇守云南,其原因诚如朱元璋在其回京述职时抚着他的肩所说的:“使我高枕无南顾懮者,汝英也。”(《明史·沐春传》)信得过他,知道他不会离心离德,不会反叛。元璋收养那么多义男,目的是找帮手,建立自己的势力集团和政权。他在从事反元活动时既无根基,又缺亲属的援助,自己的儿子尚未出生和生后幼稚,只好用抚养义子的办法,以名义上的血缘关系作为笼络人的手段。他的目的是达到了。    

  朱元璋在养子有了功名后,就让他们独立生活,恢复原姓。在复姓时,朱元璋要说明收养真相。如对沐英,朱元璋问:朱文英,你究竟是谁的儿子?沐英回答是皇上的孩子。朱元璋反复地问,沐英就是这一句话,随后朱元璋才说明他的来历。沐英感动得哭了,说“沐陛下母后圣恩如天地”,元璋因为这句话,赐他姓沐,从文英名中取一字叫“英”,这就是沐英赐姓名的由来。沐英虽不姓朱了,但更感激朱元璋(《明书·沐英传》)。    

  收养义子的习惯,历史上早就存在,不待朱元璋创造。曹操的父亲曹嵩,原来是夏侯氏之子,为宦官曹腾的养子,才改姓曹氏,这个养子故事是大家所熟知的。创业者收养子,盛行于唐末五代,如后梁太祖朱温养康勤为子,易姓名为朱友文,封为博王,官东京留守(《旧五代史·朱友文传》)。后唐明宗李嗣源,是太祖李克用的养子,唐庄宗被害,乃入宫即皇帝位。他的义男李从珂起兵反对他的亲子唐闵帝,做了皇帝,成为唐末帝。有意思的是李从珂登基前,用皇太后的名义下令说:“皇长子潞王从珂,位居冢嗣,德茂冲天,乃武乃文,惟忠惟孝。”(《旧五代史·唐末帝纪》)居然以明宗嫡长子自视,用以说明他继位的合法性,在此倒不分真假子男了。其他如周太祖郭威养子柴荣,后来嗣位为周世宗。李昪以吴国大丞相、东海王徐温养子的身份而继义父之后执掌吴国政事,终于取代吴政权而建立南唐,尊徐温为义祖。大体上讲,历史上宦官和军人爱收养义男,平民中也有这样的人,但不像宦官、军人那样显着。宦官不能生育,又有财产要传递,只好养义子,同时在能乾政的时候,需要帮手,广收假子,帮手就有了来路。平民收养义子,多半是因没有子嗣,或者希望有个子息,先抱养一个假子以图吉利。    

  创业者养义子的现象,清代学者赵翼早注意到了,他在《廿二史札记》卷三十二特写了《明初多养异姓为子》一条。他讲养假子的原因是:“盖群雄角立时,部下多易于去就,惟抚之为家人父子,则有名分以相维,恩谊以相浃,久之亦遂成骨肉之亲,以之守边御敌,较诸将帅尤可信也。”他说得很对,创业者就是用家人亲属的感情联络人,用父子的名分约束人,故能起到增加政治势力的作用。    

  不过我们也应看到,养子与义父母长期相处,能够建立融洽的深厚的感情。家人父子之情的产生,不一定要有血缘关系,人们共同生活,相互关照,相互了解,就会产生感情,会为对方的美德、成就而高兴而自豪,对对方的弱点、失误,知道发生的原因,容易谅解,这就是感情起的作用。义父子关系有时比亲父子关系还好,义父对义子的抚育,并非是分内的事情,义父子关系确立后,对义子原来的生活或者有所改善,或者有所抬举——提高社会地位,义子对此会产生感恩思想,希望加以报答,这样双方会感情笃厚,以至超过父子的血缘亲情。有的亲生儿子会认为父亲的抚养是应当的,倒难于产生深厚的感情,这就是血缘亲情抵不过恩养感情了。所以我们说异姓家人相处得好,胜于亲骨肉。一个家庭,如果是异姓人的聚合,应当在增进血缘感情的同时,有意识地培养人和人之间的相互照顾、尊重、爱护的感情,建立美满幸福的生活。社会应当鼓励异姓亲情的发展,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        

 第十九节 朱元璋之妻马皇后

  朱元璋皇后马氏,生于元至顺三年(1332),宿州人。母亲郑媪,早死,父亲马公。朱元璋称帝,他们作为已故椒房贵戚,也没有留下名字,可见是极普通的人家,不为人所知。马公与濠州人郭子兴友善,把女儿托给他,马公死,马氏成为郭子兴养女。马氏人很聪明,又好学,在子兴家识字读书,尤其喜好诗。又会做人,与养母张夫人处得非常融洽,为养母所喜爱。至正十二年(1352)朱元璋投到郭子兴麾下当亲兵,子兴赏识元璋,将马氏许配给他。这对新人,男25岁,女21岁,年龄、身世都很般配。马氏婚后,对家庭生活的安排,对于各种人际关系处理都很得当,深得丈夫的欢心和敬重。    

  清上官周《明太祖功臣图》中马皇后画像朱元璋雄才大略,很快在濠州红巾军中崭露头角,不免遭人侧目,郭子兴亦对他有疑忌。诸将出征,掳获物都要贡奉郭子兴,元璋不猎取私财,无从进纳,更容易引起郭子兴的不快。马氏见此情形,就把自家财产送给养母张夫人和郭子兴妾张氏,请她们在义父前给乾女婿说点好话,以弥缝裂痕。有一次,郭子兴把元璋关了禁闭,不给饭吃,马氏心痛丈夫,把刚烙得的烧饼放在怀中偷偷送去,等到事后才发现胸前的皮肤都烫焦了(《明史·高皇后传》),可见这对青年伉俪感情的深厚。平时马氏对元璋生活的关照之好自不必说了。当时因战乱缺乏食粮,马氏在家省吃俭用,把粮食和好的食品留给丈夫,以至有时自己饿肚子。这些事朱元璋铭感五内,当皇帝后还向大臣讲述,把它比作刘秀困在河北得到冯异豆粥麦饭的美事。据《明书》记载,朱元璋与陈友谅对垒时,曾被对方追击,马氏背着元璋逃跑,太子朱标为此绘有图像,放在怀中。后来朱标与乃父政见不合,元璋追打他,他故意把图像遗落在地,元璋见到,痛哭一场,也不打儿子了(《明书·懿文皇太子纪》)。这个记载未必是真实的,不过马氏不像当时的其他妇女缠足,是天足者,背丈夫是有可能的。马氏自奉节俭,衣服穿破了还要补了穿,听女史讲元世祖昭叡顺圣皇后用旧弓弦织成绸,做衣服穿,马后就命用旧料织治,做成盖被、巾褥,送给孤寡老人。    

  马皇后对子女仁爱,勉励他们学习,要求他们生活简朴,有比穿衣、用物的,加以教诲,又把宫中利用旧料织成的被褥送给他们,并解释说:你们生长在富贵家庭,不知纺织的难处,要爱惜财物。她对待养子如同亲生的,而且始终如一。    

  和朱元璋血缘最近的亲戚是侄儿朱文正,文正在对陈友谅战争中立功,因叔父未及时赏赐而不满,元璋因此杀了文正身边的亲信,还要治他的罪。马后也把文正当儿子看,这时劝元璋:这孩子立了好多战功,守南昌尤其不易,况且只是性急要强,并不是反叛,不要追究了,元璋这才将文正免官了事。这一事例说明马后保护了亲属正当权益。    

  马后对娘家人极为怀念,每当说到父母早逝就痛哭流涕,朱元璋也因关心她而及于外家,要为马后访察亲属,以便封赏。马后认为封外戚容易乱政,不是好事,不让访找。事实上马后是孤儿,娘家已没有人了。元璋只好追封马公为徐王,郑媪为王夫人,在宿州为他们设立祠祭署,以邻居王姓主持奉祀的事。    

  马后与身边的妃子和宫人也是和睦相处,是比较慈惠的。妃嫔中有人生儿子,一定厚待他们母子。马后以皇后的身份,还要管丈夫的饮食,宫女认为她不必这样做,她说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尽做妻子的责任,再一是怕皇帝饮食有不中意处,怪罪下来,宫人担当不起,她好承受着。她也设法保护宫女,有一次元璋盛怒要立即惩罚一个宫中下人,马后也假作发怒,命把那人捆绑起来,交给宫正司议罪。元璋不满地责问她:这是你皇后处理的事情,为什么要交给宫正司?马后回答:赏罚公平才可以服人,治理天下的君主,哪能亲自处理每一个人,有犯法的应当交给有关部门去办。元璋又问,那你为什么也发火?她回答说,当皇上愤怒时,我故意也发怒,把这事推出去,消释你的烦恼,也为有司能持平执法。这一事表明她对丈夫、宫女双方都是关怀的。    

  清上官周《明太祖功臣图》中宋濂画像命妇入宫朝见,马后以家人礼来接待,给人以温暖,对朝臣的家庭也给以关心。有人告发和州知州郭景祥的儿子要杀乃父,朱元璋欲以不孝罪处郭子死刑,马后知道了,说这是传闻之词,不一定真实,何况郭景祥就这么一个儿子,处决了他就绝后了。朱元璋一调查,果然是传闻不实,不是马后的劝说,郭家就家破人亡了。洪武十三年(1380),知制诰宋濂因长孙宋慎陷入胡惟庸党而获罪,元璋要处他极刑。宋濂是明朝开国“文学之首臣”(朱元璋《高皇帝御制文集·赠翰林承旨宋濂祖父诰》),又是太子的师傅,这时他已告老还乡,与胡党毫无牵涉。元璋搞胡党扩大化,宋濂眼看要遭殃,马后及时出面救援,她说:老百姓请一位先生,还知道终生不忘尊师的礼节;再说他致仕回籍,京中的事必定不知道,可别冤枉了他。但是元璋一心惩办胡党,不听马后的劝告。一次马后陪丈夫吃饭,她不喝酒,也不吃肉,元璋问为什么不吃不饮,她说:听说宋先生获咎,我不近荤酒,为他祈福,希望他免祸。听了这番话,元璋动了恻隐之心,饭也不吃了,第二天赦免了宋濂的死罪。    

  马后对士庶的生活也有所关心。明朝太学建成,朱元璋临幸回宫,马后问有多少学生,回答有几千名。当时有些太学生携带眷属在京,他们没有薪俸,无法养家,马后建议按月发给口粮,元璋接受了,专门设立“红板仓”,存储粮食,发给太学生。此后,“月粮”成为明代学校的一项制度。    

  明初有个商人沈万三,是“赀钜万万,田产遍吴下”的江南第一大财主(董谷《碧里文存》),据说朱元璋建设南京城,洪武门至水西门一段城墙由他出资修筑。又据说沈万三要求出钱犒赏军队,元璋问他,我有百万军士,你能普遍犒劳吗?他不知收敛,满有把握地说可以每人发给一两银子。这样的人,富可敌国,敢同天子抗衡,激恼了君主,要以乱民的罪名杀掉他。对此,马皇后劝解道:沈万三富是富得出奇,但他没有犯法,也没有谋图造反,杀他没有道理,也不符合法令,还是不杀的好。元璋听了她的话,免沈万三一死,把他流放到云南。    

  对于太医院的医生,马后也照顾他们的利益。马后最后一场病是严重的,元璋命太医诊治,但马后不服药,元璋强要她吃药,她说:如果我吃药无效,你就会杀死那些医师,那不等于我害了他们吗!我太不忍心了。元璋希望她医好,就说不要紧,你吃药,就是治不好,我因为你,也不会惩治医生。但是马后还是不用药,以致死亡。马后替医生着想竟至不顾自身的治疗。她死于洪武十五年(1382),享年51岁。    

  马皇后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很得体。当朱元璋在甥馆时,与义父母及其家人;独立成家后,与义子,与丈夫的子女;做皇后以后,与妃嫔,与宫人,与命妇,与朝臣,与娘家,种种关系,料理得妥切,与人关系融洽。    

  她能做到这种程度,重要的在于她按“待人以宽,责己以严”的原则去办事,与他人的矛盾就易于化解。    

  马皇后的所作所为,赢得了丈夫的尊敬与爱护。她生前,朱元璋褒奖她,比诸历史上的贤后唐太宗长孙皇后,为她父亲起坟立庙;她死后,朱元璋不再册立皇后,表示对她的敬重和怀念。这一对同甘苦共患难的夫妇,互相眷恋,互相体贴,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丈夫多妻妾,她的生活还是完满的。    

  《明史》赞扬马皇后,“母仪天下,慈德昭彰”。的确,在封建时代,她是贤妻良母的典范,是“母仪天下”者中的佼佼者。她帮助丈夫成就帝业,谏止丈夫的败政,料理好家中、宫中事务,造成家庭和睦的局面,她对于朱明王朝、对于朱元璋的家庭都作出了贡献。封建时代称颂她,有其道理,但是我们从马皇后身上,也看到古代女子悲惨的一面:她生活的一切就是为着丈夫,丈夫也就是她的生存价值;她没有个人的意志、爱好,没有男人那样的事业,没有个性,没有独立的人格。在那个时代,贤妻良母与女子做独立的人绝然对立,而且只能是前者,社会不允许她与丈夫做对等的人。那时,贤妻良母就意味着妇女为丈夫、儿子牺牲自己,生活失去了多少意义!?时代变了,再宣扬封建式的贤妻良母,用那个标准要求妇女,与妇女的解放背道而驰,至少是容忍摧残妇女的封建道德的存在,对现代妇女就太残忍了。      

 第二十节 明中叶四位庶吉士的读书生活

  明代中期有四个庶吉士出身的官员,官至尚书、大学士,为一时名相。他们青少年时代都有刻苦学习的生活经历,也以所读经书对人的规范立身行事,有的一度以写作维持生计,这四个人是丘浚、刘健、李东阳和刘大夏。    

  丘浚(1420~1495),字仲深,谥文庄,广东琼山人,幼年没了父亲,跟从母亲李氏学文化,由于用心读书和天资聪明,凡过目的书就能背诵出来。在求学时家庭经济状况不好,没有什么书可读,于是向人家借阅,有时为了要读某一种书,行走几百里去借书,不达到目的决不罢休。功夫不负苦心人,终于学有所成,考中广东第一名举人。景泰五年(1454)成进士,入翰林院为庶吉士,经过三年的学习,留在院里为编修,从事文字工作,等于是边工作边学习,于是对明朝的历史与政事非常熟悉(《明史·丘浚传》)。    

  刘健(1433~1526),字希贤,谥文正,河南洛阳人,父亲刘亮是县教谕,有学识,刘健好学有家传的因素。他在年轻时与同乡阎禹锡等交游,阎是明代著名理学家薛瑄的弟子,所以在思想上受到薛瑄的影响。天顺四年(1460)中进士,选为庶吉士,学成为翰林院编修。刘健为了多读书,珍惜时间,不同人作无谓的往来,由于不懂得社交,被人看作是不随和的人(《明史》)。    

  李东阳(1447~1516),字宾之,谥文正。幼小学习,四岁就能写出一尺大的字,明景帝听说这个奇事,召他进宫,见他写得好,很高兴地把他抱着坐在膝上。后来景帝又两次召见他,听他讲《尚书》的大意,很合景帝的意思,让他进国子监学习。李东阳早学早熟,天顺八年(1464)18岁时中进士,点为庶吉士,散馆后与丘浚、刘健一样成为翰林院编修(《明史》)。    

  刘大夏(1436~1516),字时雍,谥忠宣,湖南华容人,父亲刘仁宅是举人。大夏20岁中解元,与李东阳是同年进士,选庶吉士,学习结束,经考核,也应该留在翰林院为编修,但他乐意从事行政事务,经过再试合格,出任兵部职方司主事(《明史·刘大夏传》)。    

  这几位庶吉士不仅在青年时代,而且做官以后,直到晚年,读书生活都始终不变。丘浚阅读用目力太勤,到老年依旧嗜学如命,致使右眼失明,但也没有停止阅览。    

  李东阳善于写篆书、隶书,诗文也做得好,作品流传到域外。暮年致仕家居,经济也不宽裕,请他写字的、作诗文的接踵而至,他遂以润笔补助生活。每当写作,他的夫人帮助铺纸、研墨,一天夫人已拿好纸笔,李东阳表示疲倦,不想写了,夫人说:假使今日请客,桌上没有鱼肉可以吗?李东阳想到生活,于是愉快地写起来。    

  四位学人读儒家的书,以其观点作为自己的世界观,作为做人、做臣的准则。刘健、刘大夏都经历了明武宗荒唐、刘瑾用事的时代,他们都忠于臣职,规谏武宗,反对刘瑾。如刘健上书,引朱熹的话:“一日立乎其位,则一日业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则不敢一日立乎其位。”表示在其位就要谋其政,因此就要反对刘瑾专擅,且不怕丢官去职。刘大夏曾经说:“居官以正己为先,不当独戒利,亦当远名。”又说:“人生盖棺定论,一日未死,即一日懮责未已。”正己不仅不图利,连名也不枉图,而且要一贯如此。他们为公事,往往把自身利害置于度外,敢作敢为,不谋私利,看下述数事即可知我们说的不荒谬了。    

  丘浚以翰林院侍讲参加《英宗实录》的修撰,当写到兵部尚书于谦之死问题时,有人要按照当时定的谋图不轨的罪名来写,丘浚不同意,认为要不是于谦守卫北京,大明江山可能都保不住了,这个功绩不可磨灭。夺门之变时说他谋反,现在时间过去了,我们看清楚了,不是那么回事,对他的诬陷不能不给洗刷。杀于谦是英宗复辟的需要,英宗才死不久,丘浚就敢于直言,是冒着较大风险的,可见他是正直的,因而不计个人利害。    

  刘健和另一位大学士谢迁与宦官刘瑾作斗争,坚决要求诛杀刘瑾等八人,没有成功,致仕回籍,又遭迫害,削籍为民,毫不后悔。临终遗表,规劝新皇帝明世宗“正身勤学,亲贤远佞”,要求国君勤政学习,做儒家规范的明君。    

  明宪宗时有人提出恢复郑和下西洋的事业,皇帝向兵部索取下西洋图。刘大夏正任兵部郎中,掌管地图,他认为郑和下西洋耗费钱粮太多,死伤的军民也多,得到的珍宝对国家没有什么用处,反对再为找宝出洋,于是把地图藏匿起来,不让宪宗看(《殊域周谘录·古里》)。类似郑和下西洋的事在当时根本不可能再进行,刘大夏的反对,表明他有胆有识。    

  能正己的人少谋私利,刘大夏因反对宦官被抄家,发配边疆。他位至兵部尚书,在任时不替子孙请求恩荫,到遣戍时,只带着一个仆人上路。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叫子孙跟着去,他说当初不给他们乞求恩泽,今日也不连累他们去受苦。对子孙,要求他们凭个人本事吃饭,不用祖上的遗产毁害他们。认识这一点似乎不难,真正实践了,就非常不容易。    

  为了正己,刘大夏能官能民。致仕归里,在菜园中劳动,当遣戍的命令下达时,他正在园中锄草。待到发配归来,又事农耕。他有个门生当了巡抚,赴任时特地绕道看望老师,在路上遇到一个耕地的老头,就问刘尚书的家,老人把他领到刘家堂屋,才承认自己就是刘某,原来师生多年不见,不认识了。刘大夏以躬耕安度了晚年。    

  这几个庶吉士由于长期笔耕,多有文字留下来。刘大夏撰有《刘忠宣公集》、《东山诗集》。李东阳着的是《怀麓堂诗稿》、《诗后稿》、《文稿》、《后稿》、《诗文续稿》和《西涯拟古乐府》。丘浚作有《琼台诗文会稿重编》、《丘文庄公集》、《大学衍义补》。这是他们读书学习的成果,也是他们学习生活的反映。    

  除刘大夏是尚书,丘浚、李东阳、刘健均是大学士,后者还是首辅。他们不仅官位高,更重要的是有一些政绩,有着述,在明中叶,都是人才。他们的成就同学习有很大关系,他们都是科甲出身,且进士之后又做了庶吉士,可以说是研究院毕业生。从他们的经历说明,高层次的学习,就社会需要讲是完全必要的,就个人提高讲也是如此。庶吉士制度在明朝形成,清朝继续实行。明清鼎甲进士入翰林院做修撰、编修,政府又在二、三甲中挑选年轻的,或中年进士中文学优等的,或善于书写的做庶吉士,边学习,边可参加翰林院所管的编纂工作,三年后经过散馆考试,一部分留在翰林院,另一部分到各行政衙门。明清两代的大学士相当一部分出身于翰林院,其中不乏庶吉士,翰林院成为培养人才和储备人才的地方。历史事实证明庶吉士这一学历段对高级人才的培养很有必要。    

  儒家所讲的做人准则,大多数读书人并不遵行,但也确有少数人认真实践,丘浚等人基本上属于后一类型。他们熟知儒家经典,信奉忠臣观念,正人与小人的是非观念分明,愿做君子之儒,不做势利小人。在这里,讲信义,不阿附,这种品格是值得赞许的。儒家所宣扬的道德信条人们可以有不同看法,不过主张做正直的人的观念无论如何需要肯定。        

 第二十一节 杨继盛的家庭生活

  杨继盛,号椒山,明武宗正德十一年(1516)生,河北容城人。明世宗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官兵部员外郎。大将军咸宁侯仇鸾在与蒙古瓦剌部关系中怯懦主和,杨继盛上书反对,被下诏狱,贬为狄道典史。仇鸾势败后,杨回到兵部任职,又上书指责权相严嵩的弄权,再次下诏狱,于三十四年(1555)被处死,时年40岁。明穆宗继位,给予“忠愍”谥号。杨继盛受刑前夕,分别给妻张贞,子应尾、应箕写遗言,后世顾鈃把它以《杨忠愍公遗笔》为名刊露,后被收入《学海类编》丛书中。《明史》、《明书》均有杨继盛的传记。这些记载向我们展示了杨继盛的部分家庭生活情况。    

  清上官周《晚笑堂画传》中杨继盛画像杨继盛少年时代家境清贫,父亲杨富,母亲曹氏。7岁时母亲亡故,父亲的妾陈氏虐待他,让他放牛,所以他自幼就独立处理与家里人的关系。继盛看到邻居家的孩子在学塾读书,非常羡慕,回家向同胞长兄继昌要求学习,哥哥说你这么小,读书做什么,表示反对。继盛说我年岁小可以放牛,就不能读书?继昌听了觉得有理,把弟弟的愿望向父亲反映了,杨富答应他的请求。于是继盛一边放牛,一边读书,到13岁时全力学习,18岁中秀才,以后借住僧房继续攻读。有一年继昌得了瘟疫,继盛听说赶回家中侍候,日夜不寐,使兄康复。嘉靖十九年(1540)中举人,次年会试落第,入国子监进修,需要家庭供给生活费。继昌认为不能白白养活弟弟,也不同继盛协商,就给弟媳张贞八石谷和一片土地,算作分家的财产,继盛夫妇没有怨言地接受了。继盛在京边读书边坐馆教学,有了收入,张贞在乡生产也获得丰收。    

  继盛回到家乡请姻亲吃饭,乘机向继昌敬酒,说我当初默认析产,是怕我的学习费用连累长兄,现在我有余钱,可以补助家用,请哥哥允许我和你一起生活。继昌听了很惭愧,同意了他的要求。继盛又拿出13两银子捐给政府作边疆经费,使继昌得到教官的荣誉。继盛给妻子遗言,说哥哥不懂多少道理,也没有坏心眼,只是爱占小便宜,你要让着他,他自然高兴了,表明至死惦记着长兄。    

  妻子张贞,勤劳治家,体贴丈夫。继盛被贬狄道,张贞跟随赴任。当地文化不发展,继盛想兴办学校,没有经费,遂卖了自己的乘骑,钱还不够,获得张贞的同意,变卖了她的服饰,买田收租,作学校的经费,可见在事业上夫妻观点一致。继盛考虑弹劾严嵩时,自言自语我怎样报答天子的隆恩呢?张贞听到,笑着说:看你这样子,该退职返里了。继盛问这话是什么意思,她说一个仇鸾差点没有把你陷害死,现在严嵩父子比仇鸾奸恶百倍,这种现实怎容你报答天子,所以不如回老家。继盛从张贞话中得到启发,决心参劾严嵩以报国。不幸的是如张贞所料,继盛又一次被投入监牢,判处死刑。张贞痛惜丈夫,向朝廷上书,为继盛鸣冤,同时要求以自身代替丈夫服刑。她爱护丈夫胜过自己的生命,继盛同样热爱妻子,深深地了解她的为人。遗言说妻子聪明懂道理,但性子刚烈,要求她抚养好儿子,保持家庭,千万不要因夫妻感情重,做出殉死的事来。在遗言中告诫儿子,要孝顺母亲,“凡事依她”,对妻子的后事作了安排,也是绻绻于夫妻之情。继盛有妾,叫二贞,没有生养过,继盛入监三年,二贞吃斋诵经,给继盛祈福。继盛告诉张贞,在他死后,因二贞年轻,让她嫁人,她的衣服首饰都给她带走,不要让她守寡。他这样对待妾还是通情达理的,少见的。    

  继盛对两个儿子在遗言中表示出他的爱护态度,要他们兄弟和睦,不分家,特别指出小儿子性情暴躁,让大儿子看在父亲分上原谅他,同时要求老二敬重哥哥。    

  两人如有解不开的事,要请亲戚和解,万万不许打官司。如果在哪一方面违背他的教导,继盛表示在九泉之下也要摆布儿子,以警告他们。继盛是把他处理兄弟关系的原则,传给儿子们。    

  继盛有个女儿,比儿子大,已出嫁,他要求儿子,姐姐将来富贵便罢,若贫穷一定要周济,你们母亲要给她东西,不许阻拦,表示对女儿的眷念。    

  继盛有同母所生的二姐、四姐,婆家都穷,继盛要求张贞和儿子们对她们予以照顾。对庶母所生的五姐、六姐,也要有所顾恤。    

  继盛的大伯有四个孙子,继盛获罪,大伯并不关切,他的孙子也以冷淡态度对待。但是继盛认为这四个堂侄都是知好歹的人,对自己不关心,不能责怪他们,所以要求儿子在祀产没有分净的地方,他们要占便宜就让他们占,不必认真计较,免得让外族人看笑话。    

  对于奴仆,继盛分别对待。有个叫杨应民的,是小时买来的,连姓可能都是随的主家的,相处多年,有感情。    

  继盛遗言妻儿,将来给他50亩地,一所住宅,让他给杨家看坟山,如果他私积钱财,房子和地都不给他。另有一个叫麹钺,是用四两银子买来的,继盛遗言他若守奴才本分,给他20亩地,一所小房,如果要求离开杨家,就以他的卖身价向他要利息,一两银子一年六钱利,年年算下来,他就赎不了身了,这样做是免得其他奴仆跟着学。还有奴仆福寿儿、甲首儿、杨爱儿侍候继盛于监狱中,有共患难的情谊,以后每人给田20亩,小房一所,都要在坟山附近的,让他们看坟。田地只许他们耕种,不许可出卖。    

  即他们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也不用向主人交地租。    

  杨继盛完全按照父为子纲、夫为妻纲、长幼有序的家庭伦理来处理家内人际关系,是真正实践兄友弟恭、夫唱妇随、父慈子孝、和睦亲族、善待奴仆的人,他的家庭生活有和谐的方面,这是由卑幼、妻子、奴仆敬奉尊长、丈夫、主人造成的,这本身就有屈从的因素。杨继盛尤其强调主仆名分,他固然注意给奴仆以恩惠,给土地,给房屋,但这要以奴仆的绝对恭顺忠诚为前提,稍有不恭,特别是想离开主家,则要给以严厉的惩治,观其对麹钺的规定,以利滚利的方式要卖身价,何其严酷,所以在仁义道德之外,还有凶狠的一面。    

  杨继盛处理家庭关系的思想,同他处理与君主关系的思想完全一致,在家庭行孝道,在国家就是实行忠道。他在仇鸾事件上受迫害,没有学会明哲保身之道,反而更加嫉恨奸臣,更以忠君为纲领,以清厘治道为己任,不惜性命地弹劾权奸严嵩。“文死谏”,他实践了这条忠君的最高道德原则。他完整地接受了三纲五常的思想体系和伦理道德,身体力行,按封建道德讲,他是一个完人,也就是说他的忠君和他的孝道紧密联系,他是这两方面的楷模。    

  杨继盛的以身许国,得到身后之名,赢得了一片赞扬。还在明末,就出现以杨继盛参奏严嵩为内容的《鸣凤记》传奇,讴歌继盛。杰出的思想家黄宗羲为母亲做寿,演出《鸣凤记》,家人看了为之痛哭。黄宗羲的父亲、御史黄尊素因反对魏忠贤阉党死于诏狱,黄家与杨家有共同经历,故而对《鸣凤记》有特殊感受。清朝最高统治者极为欣赏杨继盛的忠谏,顺治帝令中书舍人吴绮编写杨继盛的传奇,成昆曲《鸣凤记》院本,因为写得好,顺治帝一高兴不秩提拔吴绮,让他做杨继盛做过的官——兵部郎中,当时人认为这是“奇荣雅遇”(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乾隆年间宫中演出《鸣凤记》,孝圣皇太后看了很受感动,问现在朝中有没有杨继盛这样的人,乾隆帝回答说有个叫吴炜的言官和他有点相近,因为吴炜应诏上疏,有耿直敢言的味道(徐珂《清稗类钞》)。事实表明,皇家最需要杨继盛式的忠臣。杨继盛忠于昏君一人,他的死谏,表现了他的愚忠,既不值得,也不明智;他不度形势,不讲策略,不懂得政治斗争的艺术,以死为能事,是愚蠢的表现;但他有视死如归的勇敢精神,刚正不阿的骨气,高尚的气节。对他的行为,今人不能一味称颂,而应该有分析地给予批评和肯定。      

 第二十二节 明季一位塾师的惨淡生涯

  如果读者获知王命岳的一段时间的生活状况,会对明末一个普通人家的生活及其艰难有个深刻的印象。    

  王命岳《家训》书影王命岳,字耻古,福建晋江人,生于明万历末年,死于清康熙前期,享年50岁。他19岁考中秀才,31岁成了举人,清朝顺治十二年(1655)中进士。他在给事中的任上,忠于职守,给朝廷上了关于吏治、漕运、救荒的奏疏,都关乎“军国大计”(《清史列传·王命岳传》)。传世的着作有《耻躬堂文集》。他在中进士以前的那一段生活极其艰苦,入仕后才改变了生活面貌,但为不忘昔日的艰辛,并为教育子孙后代,特作《家训》一文(《皇朝经世文编》收入)。我们在这里所要讲的话,也是受这篇文章启发而来的。    

  王命岳家族,在其高祖的兄弟辈中出过进士,此后家业不盛,到他祖父时家里很穷。他父亲是病废的人,在社会上受人欺辱,在家中依靠老人养活,可是病一发作,就以打老婆解气。他祖父当家,吃饭的经常有10口人,生活来源极少,这个家很不好当。    

  王命岳母亲,家务之外,给人家做针线活,每日不停,夜间做到鸡叫,才休息一会,这样一天可以挣十几文钱。明季晋江大约400文可换一两银子,她一天针线活下来能得三分银子手工钱,可以买将近两升米。全家10口人,每天早、午两餐各用米两升五合,晚饭需米一升五合,全天要吃六升半米,家中缺粮时,一天只能吃五六升米。为照顾老人,王命岳母亲淘米下锅时,从定量中抓出一把米,存起来,间或给公公另做,让他吃饱,而她本人就经常半饥半饱,面容憔悴。靠她的缝纫工钱,王家就是这样的生活也不能维持。    

  王命岳在19岁中秀才后的第二年开始谋生,这一年有个朋友请他伴读,只供给一顿午餐,早晚还得在家里吃。21岁时,这位友人请他辅导孩子读书,办法是书由朋友自教,王命岳只是给那个学童看文章,自身还可以另外找事乾。开始朋友讲的报酬是:每月三斗米,三钱银子蔬菜钱。工钱微少,王命岳核算一下认为合得来:东家留客相陪及知友请吃,以及参加学友社吃饭,大约一个月要去10天,自家开伙为20天;每日吃米七合五勺,20天用米一斗五升,尚可余米一斗五升;三钱银子合钱120文,每日用柴钱一文,三天用菜钱一文,20天用去27文,能剩93文,可买米一斗五升。这样自身吃食之外,有余米三斗,可供全家五六天吃食,有这点进项总比没有强,于是就应允下来。但是还没有去做事,那位朋友就变卦,表示愿意供给他伙食,而不再给钱米。命岳觉得这个办法自己是吃饱了,却没有剩余的银米养家,于是同朋友磋商,按当初议的条件办,但朋友坚持后一主意,不容商量,命岳为糊口,也只得照人家说的行事了。    

  王命岳不甘心辅导学童一职,在教书、自学之外,日夜给人家抄写,一天可以得七八分银子钱,和母亲的女红钱合在一起,家中勉强度日。    

  王命岳在东家用膳,吃的不会坏,想到老人吃不饱的情景心里就难受。有朋友同情他家穷,给他送好吃的,或者送好饭,他就借故将送饭人支开,把肉和饭送回家里给老人吃,要支开送饭的人,是怕人家知道了笑话他。有时和东家一块吃,饭菜好,他没法省下来往家里送,想到祖父、父母吃的糠秕之食,就难于下咽,索性装病,连饭也不吃了。    

  所以他在东家尽管饭食好,但心情不舒畅。    

  王命岳在贫困的煎熬下,仍尽可能地学习,在教书、抄写的同时,提高自身文化水平,一旦有机会参加科举,就有可能成功。他于23岁上死了父亲,守丧不能参加考试,27岁成为廪生,次年母亲故世,接着祖父亡故,如此两次服丧,又不能进考场,丧服完毕,31岁就中了举人。家里奇穷,又连遭大故,王命岳若没有坚强的毅力,根本不可能坚持学习。贫寒人家的子弟,要改变家庭和自身的面貌,往往能够立志,肯于吃大苦耐大劳,有不少人获得成功,相比之下,富贵之家常常出浪荡子弟,败家毁身。可见对清贫寒素者不可轻视,不可侮辱。一个社会能允许这些人奋斗,就有它好的因素,就值得肯定,可惜古代允许人们为改变自身地位而奋斗的社会条件太少了。    

  王家10口人,能有收入的是王命岳母子,命岳在其开始养家时祖父年已70,显然这位老人不能从事什么劳动了,而命岳母子的精力还不能全部投入创收劳动中——一个管家务,一个兼顾学习,这样的家庭,真是生之者寡,食之者众,又怎么能不穷困呢?今天看来,他们的饥寒交迫生活令人同情,但不能节制人口生育,那么多的人不能创造生业,谁又能养活他们呢?这倒是在社会制度问题之外,人们应当总结的人类自身再生产的规律问题。明末时期的王家,一点点收入全用于购买粮食,王命岳母子勤劳的目的似乎就在于把全家人的肚子填饱,此外别无他求,也不可能有其他的需求。什么穿暖衣裳,什么文化娱乐,什么人际礼尚往来的交往,一概不能奢想。人只为取得一点粮食而活着,与动物觅食虽然有本质的区别,但又太相似了。人若贫穷到那个份上,生活就太没有意思了。人不能像动物只要填饱肚皮。人要过人的生活,看来首先得搞好生产,用物质产品丰富生活,进而谋求精神生活的充实、高尚。    

  王命岳的经历,使我们知道一些读书人的生活很悲惨。试想,王命岳中秀才是有功名的人,属于社会上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一族,但是给人家教育学童,一个月仅有几斗米的报酬,还不能保障,是多么难得的收入呀!在这种情形下,他只好一文钱一文钱地计算着开支,一文钱竟是三天的菜金,一天的烧柴是一文钱,可这一文钱摊作三天的菜钱,哪里还有菜吃!知识人士的生活惨到这步田地,还要怎么悲惨呢!中国古今的知识人士大概有一个共同的命运,就是清贫,“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社会之不公平,假如还有正义感的话,大约是不会不愤慨的!铲除这种不公平,社会才能进步。    

  古代贫苦人士把出路寄托在科举上。的确,有的人从中走出来了,王命岳家庭后来的变化就是一例,但能由这条道路上升的人毕竟太少了,广大的士人只能对举业向隅而泣,所以科举又是他们的囹圄,使他们永远摆不脱贫穷的困境。在古代,特别是清代,现实一点的读书人,在科举路上走不通时,改而经商、务农,一样可以发家,还可以用钱去捐官,得到功名品级,真正是名利双收。这大约是聪明人的做法,比那些古稀童生、耄耋秀才进考场的人应当有更好的生活。那些死守着科举之路不放的老秀才可能看不惯他们,那也只是瞎生气,不过是自己气自己,气坏了活该!谁叫你死守一条道,抱着贫穷舍不得放呢!如若还以贫寒为光彩,为清高,为守正,如此穷酸,更是可怜,令人不屑论道了。      

 第二部 世俗民风

第一节 古代的人口与婚龄

  古代的人口增殖,与赋役政策、婚姻政策关系极大,尤其和前者。比如人头税、徭役税的征收轻重,人丁、次丁、老、黄小年岁的规则,孕妇及其丈夫免役与否的临时规定,都影响着人口的出生率和成长率。本文不接触这么多问题,专谈人口与婚姻法定年龄的关系。    

  历朝政府关于婚龄的法规,有两种类型。一是常规的,确定法定婚龄,即规定男女到多少岁才可以结婚;一是临时性的,视当时社会情况而制定,这种法规就一个朝代讲是偶见的,把许多朝代的串在一起,也可以发现它们的共同性:是为解决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而制定的。    

  政府强迫人民到一定年岁必须结婚,否则给以制裁。我们所见记载,此说提得最早的是墨子所说的圣王时代,也即古人所说的三代以上吧。墨子讲:“昔者圣王为法曰:丈夫年二十,毋敢不处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此圣王之法也。”(《墨子·节用上》)墨子认为上古男子20岁、女子15岁必须结婚,这是法令规定,不敢不遵行。墨子说的是那一个时期的事实,有没有这一事实,很难确证。我们确知政府实行这一政策最早的是春秋时代的越国。越王勾践被吴国战败回到会稽,卧薪尝胆,准备力量进行复仇,实行“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方针。“生聚”的内容之一就是为增殖人口,因而宣布:    

  “女子十七岁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国语·越语上》)这是把男20岁、女17岁定为最迟结婚年龄,即必须结婚的年岁,而不是可以婚配的岁数。    

  西汉惠帝六年(公元前189年)诏令:“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汉书·惠帝纪》)汉代人口税中有一种算赋,是15岁至56岁的男女成年人交纳的,每人一算,120钱,但是商人和奴婢要交二算。惠帝这个法令使15岁至30岁的未婚女子多交算赋,且达常人的5倍,商人交二算是为实行重本抑末政策。这一婚龄规定对未婚女子的处罚比商人重得多,简直是把她们当作罪人对待了。    

  正式建立西晋的晋武帝在泰始九年(273)下令:    

  “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使长吏配之。”(《晋书·武帝纪》)女儿到了17岁父母还不把她嫁出去,政府就要强行把她匹配了,要那样,还不如父母赶在17岁以前让她结了婚。    

  北周武帝建德三年(574)诏令:“自今以后,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爰及鳏寡,所在军民,以时嫁娶,务从节俭,勿为财币稽留。”(《周书·武帝纪》)女子13岁就要成亲,是我们所知的法令中年岁最小的。    

  唐太宗贞观元年(627)诏书讲:“其庶人男女无室家者,并仰州县官人以礼聘娶,皆任其同类相求,不得抑取。”怎样以礼婚嫁呢,诏令解释道:“男年二十,女年十五以上及妻丧达制之后,孀居服纪已除,并须申以婚媾,令其好合,若守志贞洁,并任其情,无劳抑以嫁娶。”(《通典·礼·男女婚嫁年纪议》)中央要求州县官督促15岁女子、20岁男子的婚配,必须进行完毕,但在执行中要注意政策,不给民人硬性分配配偶。    

  我们把历次强制结婚年龄的法令,列成下表,读者可能了解得更清楚:    

  朝代年号、公元男年女年春秋越王勾践,前5世纪2017西汉惠帝六年,前189年15~30西晋泰始九年,273年17北周建德三年,574年1513唐贞观元年,627年2015这些法令告诉我们,男女到一定年龄必须结婚,否则由政府加以处罚和强行婚配,而规定的年岁又很小,甚至小到女子还处于少年阶段,这是政府实行强迫早婚政策。    

  此类法则都是在特定情况下制定的。    

  通常的婚龄,同男子的冠礼、女子的笄礼年龄相一致,因为原则上说冠、笄礼之后,男女可以成亲了。冠、笄礼的年龄各个时期的说法也不一致,大体上说是男子20岁,女子15岁。这只是一种说法,冠、笄礼本身就没有怎么实行。政府听民众自行婚姻的年龄,自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的诏令起,有了明确的说法,即是“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听婚嫁”(《唐会要·婚嫁》)。北宋初年实行开元法。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下令,民间婚娶,依《朱子家礼》进行,即男16岁、女14岁,听其婚配。    

  清朝继承了明朝的立法。明朝政府还就宗室子女的婚姻,议定15岁以上可以婚配(王圻《通考》)。历朝政府的听婚年龄,并没有什么法律约束力,到年龄的结婚与否固然不管,没有达到婚龄的结亲,政府也不过问,童养媳制度存在就是明证。从这里看来强制婚龄的法令反映出一种严重的社会问题。    

  为什么有的王朝要在一个时期内强迫人民结婚呢?我们看制定那项政策的社会状况就可以明白了。越王勾践的法令出现在春秋五霸争雄、吴越战争以越国惨败而结束的时候,北周武帝处在南北朝长期混战的年头,汉惠帝、晋武帝、唐太宗则在大规模的长期战争之后,即都是长期战争或刚刚结束的时候,战祸使很多人死亡,造成人口锐减。    

  以国家掌握的人口数字来说,东汉人口达到5600多万,经汉末三国大乱之后,西晋只有1600多万,仅及东汉的2/7。隋代人口4600万,在南北朝长期战争之后,未恢复到东汉水平。隋末农民战争后,贞观时人口虽比武德间有所增加,也只有1200多万,不过是隋朝的1/4。人口少,劳动力不足,因而影响赋役的征收和兵力来源,为解决这个问题,统治者希望通过强迫早婚,达到增殖人口的目的。关于这一点,越王勾践就有所说明,他认为贤君之政,人民自然奔向那里,人口就多了,他不是贤君,不能使民归之如流水,但是他表示“将率二三子夫妇以蕃”,即鼓励多生产人口,所以他规定“壮者无娶老妇”,“老者无娶壮妻”(《国语·越语上》),为的是使有生育能力的男女结为夫妻,以便生养,而年龄搭配不当,就不生育或少生育了。他之所以让男20岁、女17岁必须婚配,也是为繁衍人口。而把早婚政策与人口增殖关系说得极其明白的是南朝中军录事参军周朗,他在给宋世祖的上书说战争使人口损失一半以上:“自华夷争杀,戎夏兢威,破国则积尸竟邑,屠将则覆军满野,海内遗生,盖不余半。”他认为一个政权,“不患士之不广,患民之不育”,把人口减少看作是严重的社会问题,为此建议政府实行强制民人早婚的政策,但凡“女子十五不嫁,家人坐之”(《宋书·周朗传》)。    

  孟子讲诸侯有三宝:土地、人民和政事,没有一定数量的人民,国家也就不成其为国家。人口与国家的关系,汉魏之际的政论家徐乾说:“故民数者,庶事之所自出也,莫不敢正焉:以分田里,以令贡赋,以造器用,以制禄食,以起田役,以作军旅。”(《中论·民数篇》)粮食器物是人生产的,赋役、兵役都要人去服务。缺少人,一个政权就没有大量的财政收入和可供役使的人。为增加人口,统治者就采取了强迫人民早婚的措施,就制定了汉惠帝等的那些政策。    

  政府为使少年早婚,提倡简化婚仪,节俭办婚事,前面提到的北周武帝诏令中“以时嫁娶,务以节俭,勿为财币稽留”的号召,就是讲的这个原则。如果婚姻双方竞要财礼和嫁妆,贫穷之家很难及时婚配,更不要说提前结亲了。早婚令是权宜之法,但提倡婚事中的俭约,如果能在通常法中加以坚持就好了,可惜历朝统治者虑不及此。他的眼光盯着人口,是为向臣民要赋役,当人口多了,就不注意提倡节俭婚姻了。    

  在颁布的强制早婚法令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政府提倡寡妇再婚,如前述贞观诏书表述极清楚。唐以前的人们对再婚女子并不或不怎么歧视,但对守节的表示赞扬。贞观令讲孀妇丧服期满,政府就要求她再行婚配,当然,对于坚持不改嫁的也不强迫。妇女二次结婚,本应同男子一样,是她的权利,但在男尊女卑的社会却对二婚女子横加指责,可是在早婚令实行时,政府就鼓励女子再婚,在客观上也是对守节观念的冲击。    

  在实行早婚令时,政府往往还采取其他措施鼓励民人婚姻,如魏孝文帝到山西巡视:“所过问民疾苦,以宫人赐贫民无妻者。”(《魏书·高祖纪》)让宫女同贫民结婚,解决怨女旷夫的婚配问题,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也是一种善政。    

  早婚令实行中,有的政府在赋役政策上奖励民人生育。越王勾践规定,孕妇将要分娩,公家派医生看护,帮助产妇催乳哺育婴儿,如果一胎三子,公家派乳母,一产二人,公家给食粮,资助产妇家庭把婴儿养好。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法定,百姓家生养儿子,免除他家两年的徭役(《汉书·高帝纪》)。汉章帝元和二年(85)诏令,过去百姓产子,三年不收他的算赋,现在增加一条:给孕妇保胎粮三斛,豁免他丈夫一年算赋(《后汉书·章帝纪》)。暂免赋役,对于贫苦人民保胎保婴有实际价值,有利于婴儿的生存、成长。后世政府发展这项政策,对一胞多胎的产妇家庭给予物质资助,成了一项社会福利事业。    

  总起来看,历朝政府为增加人口,强迫民人早婚,甚至把不行早婚的男女当作罪犯来对待,是极没有道理的。强令少年结亲,对于他们的身心健康是一种摧残。    

  因此,即使在人口稀少之时,强制早婚的政策也是荒唐的,不足取的。人要在生理发育成熟了,才能结婚生育,这既符合婚姻者本身的利益,也是人类优质再生产的前提,早婚令恰恰违背了这种自然的要求。它反映古代统治者把人当作一种生殖劳动力、兵力的工具,他们根本就不把平民当作人来看待,这就是封建时代不讲人性,是它的野蛮的表现。    

  早婚令提倡节俭办婚事,主张寡妇再婚,这是有积极意义的。惟因它同增殖人口的迫切要求结合在一起,当这种迫切性减弱时,就不再强调这些了,所以它的积极意义只在短期内有效。就其本身讲,也不是早婚令的固有内容,无需过分看重。我们只能对早婚令持批评态度。    

  人口数量关系着政府的赋役多寡,历朝政府总是希望增殖人口,当人口锐减时尤其如此,这是维护历朝统治者的利益所决定的。人口增长并非对社会发展总有好处,统治者根本不会考虑这个问题。在现代人口爆炸成为世界性的问题之后,如果还不认识人口爆炸的严重性,那就是不能原谅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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